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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月没认真写过一篇日志，原因，压抑。

起初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见龙卸甲》。一部十分浪费的电影，场面的浪费，Andy Lau演技和敬业的浪费，还有地主婆造型的于荣光，算命先生打扮的濮存昕，但自己又竟为其中的一句“混帐台词”打动不已，“我们都一把年纪了，需要靠美好的回忆来活着”。是呀，自去年八月未央，发现自己就再不会一见钟情，不会地球转了一圈，你又走来了……“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但总等得到有钱有时间的一天，但即使等到这一天，有个地方却是怎么也去不了的，那地方就叫做回忆。写博客是不能没有生活的，没有生活就算有回忆，回忆也是没有勇气提及的，因此想，不如隐形，因此感觉自己就像一条对水死了心的鱼。但之后还是不免挣扎，于是又有了断续的几篇，但依然言不由衷，理由嘛……你看，连keso也宣布停笔一周了。

在“这种激愤的时候”，我想不仅仅我独感压抑。

我记得一个故事，那是《生活》杂志的谢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小玻的：时值在北京八一制片厂上班的Keso曾徒步进入西藏墨脱拍摄那个地方的边防战士，Keso跟一个老兵说，这儿真美，老兵木然回答，“我不记得刚进来时候我的感受了。”结果纪录片拍完，领导觉得调子太灰，而Keso就是想追求真实。追求真实，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在中国都仍是一种困难的追求。不知是否因此使Keso这位曾获十月文学奖的山东大学中文系科班把对文学的兴趣转归了对网络的兴趣，以其真实的评论成为web2.0的草根意见领袖代表性人物，但正如Keso所说的，“互联网是上个世纪留给中国最好的礼物”，礼物的意义就在于它改变了以往传统文化依靠精英薪火相传的方式，而是以民主的方式，让更多有分享，富有建设性思想的互联网意见领袖正在做着“中国声音，海外输出”，不仅Keso，还有毛向辉、闾丘露薇、连岳等等，他们都比哈欠中的CCTV输出着更真实的价值观。而看到几天前Keso的《停笔一周》，我唯一联想到的就是遇见压抑。

中国从来是个压抑的国度。看过电影《喜宴》的朋友一定还记得，里面几位参加婚宴的老外对中国人在婚礼上做各种与性有关的游戏大为不解，因为这与平日里勤劳沉默的中国人印象相差甚远，李安导演客串的看客解释道：“中国不仅有5000年悠久的性压抑史，婚礼是释放这种压抑的唯一出口。”于是过去的一年里，先是《色，戒》，后有《苹果》，临了年末还有港片《希有之物》都掀起波澜，为了庆祝中国与奥运这对新人喜结连理，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人可谓释放了一把压抑，而随着奥运的愈加临近，也愈加多的中国人投入到了一场压抑的释放中，从16日起的MSN签名一片红到昆明家乐福门口反对抵制的朱先生被人砸了一矿泉水瓶，从在巴黎保护圣火的残障女士金晶因表示“不应该抵制家乐福”而被几天前赞扬她的爱国者直接打倒成为“汉奸”到昨天合肥家乐福门口的翻斗车堵门、焚烧法兰西国旗，从论坛男传授商场捣乱点子到视频女号召去家乐福嗑瓜子拉家常，甚至有人讽刺性的呼吁在萨科齐总统下次访华时打出科西嘉旗，貌似抵制或不抵制已成为对爱国不爱国的鉴定，原来爱国就如此简单，原来爱国的表现就跟一直来的陋习以及我们所反对的敌人如此接近。

虽然我们有百分之百的国内话语权可以界定这次“‘抵制法国货’就是民众这种爱国热情的朴素表达，是一种民意的真实表现。”（见新华社17日评《多难兴邦  只争朝夕》），我们甚至可以百分之百的义正言辞来驳斥法国《费加罗报》认为“党政一体的中国总能成功地让绝大多数人相信，政府受到的批评是对中国人民的攻击。这种做法在奥运会和西藏问题上都有效。”坚持这样法国媒体的声音是一种扭曲报道和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但我还是想请问一句，为什么爱国者选择了只针对法国。虽然她是现代奥运创始人顾拜旦的家乡，但法国人对于奥运的热情从来就没有像我们这样激烈过，1900年第二届现代奥运会选定在顾拜旦的故乡法国巴黎举行，顾拜旦想利用世界博览会来扩大奥林匹克运动影响的打算，结果也未能如愿以偿。法国政府对博览会的兴趣远胜于奥运会，而承办两项会务的主要负责人阿夫雷德.皮卡尔，也对顾拜旦提出的奥运会筹备方案淡然置之，甚至认为不屑一顾。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博览会上，而对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日程、场地等均无周密安排，更谈不上花费巨款去兴建体育设施。顾拜旦竭尽全力，多方游说，但一无所成。后来，他甚至实际上被挤出了领导班子。顾拜旦在日记中道出了他内心的愤慨和苦恼：“世界上有一个对奥运会非常冷淡的地方，这就是巴黎。”即使如今，如果你询问法国人对申办奥运的看法，他们同样会告诉你要想在法国办成一届奥运那是湖南加河南，难上加难。况且，我也没有听到有任何的法国机构公开表示是要插手中国内政的。不知道抵制者们又是否可展示的确凿证据。

本届奥运会至今确实遇到了故障，这个故障叫“政治化”。在斯皮尔伯格辞去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中国的说法是他从未接受过这一头衔）之初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中国官员、世界政要，还是诸多体育明星，每每谈及奥运难免提到“政治化”三字。尽管他们大多表达的是“体育非政治化”的理论，但“政治化”看来都难以和本届奥运划清界限。人们愈呼吁“非政治化”，愈说明“政治化”乃奥运难以去除之魅。事实上，现代奥运一直高扬着非专业、非商业性和非政治性的大旗，但是非专业的结果是奥运赛场上的专业色彩越来越浓，要不然就不会出现来自美国NBA的梦之队，而FIFA因迟迟不肯放宽职业足球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甚至饱受批评；商业性亦日益浓厚，不然吉祥物也不会越做越多，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吉祥物是3个，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吉祥物是一对，数据显示两届奥运会的举办收入都超过了以往单个吉祥物的奥运收入，且收入与吉祥物个数呈正比关联，所以以计划生育为国策的北京在奥运吉祥物上也是一胎五个；那么政治化呢，你难道不认为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市政府均会在今年总结里把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列入政绩，难道不以为二战前夜的柏林，冷战中的莫斯科、洛杉矶，抑或宣示战败新生的东京奥运都没有包含政治色彩？此间道理很简单，体育当然是不应与政治挂钩的，但奥运不仅仅是体育，而是一种人文，事实上它与竞技、商业、政治从未脱离关系过，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不是又习惯性的鸵鸟，别人不说，仅新中国历史上就曾以政治为由杯葛过7次奥运会，除6次抗议国际奥委会准许“两个中国”外，最后一次是抗议苏联霸权，每次不也宣称大涨了中国人民志气。

因此，“和谐之旅”Share The Dream但无法做到One World One Dream，很现实也很客观，如果仅因火炬受到袭击而激起更大规模的对抗而不是对话，把和谐只解释为统一而不是兼容，这就有点“清明”了，据我所知，按照《礼记》的说法，清明节期间，正是提倡男女谈情说爱的好时节，而我们现在对清明节的认识只限于祭祀祖先，大搞公祭，这样理解就显得太狭隘了，而只限统一忽视兼容，这样的“和谐”同样也是太狭隘的。即使有人破坏火炬传递，“奥运圣火不是中国的圣火，它是国际奥委会的圣火，中国只是承办国。”（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任海语），破坏者必然遭到世界人民对于这种实际上亵渎奥林匹克精神，对人类社会、人文精神践踏行为的唾弃和当地警方的处罚；即使针对***问题，我们真正要敦促与反对的支持***势力的来源，也在于美国政府而并不是一家法国商业机构。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达赖集团的流亡地印度，奥运火炬的专递圆满完成，而事实上那里比欧美任何地方都更接近***巢穴。印度的达兰萨拉是印度最政治化的一个小镇，原因就在达赖集团49年前流亡到这里，至今那里共有10万左右藏族流亡者居住。但从17日发表在“亚洲时报在线”上的，作者为印度外交部职业外交官巴德拉库马尔的一篇题为《印度意识到西藏问题令人头痛》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实际上，一场敏感的三方外交探戈，或许已经开始，美国和中国在跳舞，而印度提供了场地（指达兰萨拉），这对印度来说，显然是个麻烦。”他称，这叫“大象（中美）打架，小草（印度）受苦”。因此印度政府最近出动大批军警制止藏人发动“挺进西藏”的游行示威，强力保护中国驻印度使馆的安全等行动都充分说明，印度政府是在逐渐抛弃达赖，减少达赖给印中关系制造不快。这点，从策划上月拉萨***的“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主席次旺仁增近日在印度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的声称中能够证实，次旺仁增称：“我们已经被国际社会遗忘了。”但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在这种遗忘下，“藏青会”正迅速向恐怖主义组织演变，这从上月的***可以证实，从达赖最近多次提出将会辞职也可以证实，说明“藏青会”已进一步滑入不可控的暴力行列。显然，中国是希望将藏青会列入为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打击，但最大的阻力就在美国而并非任何的商业机构。

美国当年之所以支持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为恐怖组织，并非支持中国反对疆独，更非对中国友好，而是因为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需要中国配合反恐，藏青会则不同，它针对的是中国政府。因此，尽管它提出了“西藏人民大起义”计划，并且诉诸行动，美国也不会在现在阶段予以配合，而实际上藏青会就是喝美国的奶水长大的，长期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该基金会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藏青会的核心成员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就像当年他们为对抗苏联而扶持起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这完全是政府间的意识形态争议的对抗，就像国共两党即使在“九二”共识下也最多走到经济共同体的地步，想融入一个政体一种意识形态根本就不切实际，而爱国者们选择商业经济机构进行抵制、破坏，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这种对抗的结局只能是到最后什么都没得谈，只能导致意识形态下各种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除了家乐福事件，不得不说的还有这两天发生在美国和英国华人的大规模谴责CNN和BBC示威，如果仅仅是民间的谴责我绝对支持。但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之前卡弗蒂将辱骂对象缩小集中到中国政府，这个道歉当然不可能被中国官方接受，所以16日晚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夜召CNN驻北京分社负责人，严正要求CNN完全收回相关言论，这一做法就不符合处理问题时一般遵守的地位对等原则了，以国家、政府的名义来谴责一家私营电视台和该台的一个评论人，是一种自我矮化，是一种很中国式的做法，就像重庆市政府欲与张晓舟打官司、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一样，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是针对美国对于***势力的支持用掌握的证据强力谴责美国政府的行为并以政府名义依法要求其做出保证。而海外华人示威所延伸的另一个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的话题是，当我们一概谴责是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导致中西方误解和冲突对峙，这难道是唯一的原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侨民移居海外的人数不可谓少，《不见不散》里有段汽车行驶在美国加州雷克维尼亚德街道上葛优对徐帆的调侃，巴顿将军如果活到现在应该气死，因为半个欧洲都打下了，结果老家如今却让中国人给占了，近五年随着中国公民出国，尤其是放宽公民赴欧美旅游政策后，国人出国人数也不可谓少，出国旅游人数已接近人口的3%，难道这样的在外人数还不足以让西方看到中国人的真实形象，如果此命题成立，要么西方人真的认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是两种概念，要么这些在外的中国人不是没有与当地民众很好沟通就是也没说国内的好话，还是另有隐情？当在一个CNN无法到达的地方抵制着CNN，我不知道在那个地方的夷人是否爱看我们的CCTV，当我们把焦点聚集在境外流亡的达赖身上，我想问在境内与达赖并列的班禅发挥了怎样作用。

宗教与社会主义一直是一道难题。邓小平曾跟十世班禅说过一段话：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但至于说怎样既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又防止“同社会主义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宗教方面搞狂热”？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没有说，难题留给了后人。及至2001年，中央召开建党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宗教工作会议，时任总书记的***在代表中央讲话的头一天邀请锦涛、兆国、延东，以及王沪宁、文平到勤政殿查询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积极作用都讲过什么话，结果发现祖宗也没怎么正面讲，只是有一句，宗教是一个花朵，但它是“锁链上的花朵”。就像古巴、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天主教也已归入梵蒂冈，但我们就是因为台湾的政治问题所以一直来中国的天主教都在自主自办原则下进行，政教并不能够分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谈及宗教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时认为，服从国家，国家就会善待你；适应社会，社会就会宽容你；融入文化，文化就会接纳你。这样的做法，宗教就很有点像做人而不是做神了，虽做到了自治、自养、自传，却在消除了“为紧张增加紧张，为焦虑增加焦虑”的同时也连带削弱了“以和谐化解紧张，以祥和代替焦虑”的威信，比如佛教，当代台湾就出了几个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法师，如星云法师，而大陆的方丈似乎更善于开光。所以我要问，班禅在哪？

我丝毫不怀疑这次抵制与示威是完全出于“民众这种爱国热情的朴素表达，是一种民意的真实表现。”虽然之前的多次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都被证明是背后有长胡子的人或者受到邪恶势力集团的怂恿和策划、操纵，因为我理解这一场发展到现在已超出我预想规模的抗议活动确实带着发泄的成分，不是我之前调侃的性压抑，而是文化压抑。

以往中国人的做人行事往往一旦突破了中庸就见暴力。请不要当我卡弗蒂，我要说的只是历史，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这是有根源的。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做人的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这是制造出压抑的根源。环顾你四周你就不难发现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你能够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前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语）这种人文环境造成的后果就是因缺失人性价值观，也缺乏理论创新的动力与保障。翻看我们教科书的序章，虽然也罗列了一坨主义、思想、理论、观念，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就是为什么当今一些与中国发展、世界发展相关的重要理论往往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呢？北京国际关系学者、国际时事评论员庞中英博士坦言，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机构和外交部门往往能提出一些提纲挈领的核心政策概念，我们却常常是被动地解读、应对，甚至不得不接受某些有关双边关系的概念或者定义。“实际情况是，这些美国政策概念，在中国却得到广泛的‘推广’，几乎尽人皆知。不少美国人的‘政策研究’结果，不是在美国成名的，而是在中国。”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的政策研究，反倒往往不是为影响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而是在事后解释、注解政策，或者是为政策辩解。而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更是认为，因为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估体系，只好搬用他国的。但在搬用过程中，我们建立的体系可以说比美国人还美国化。美国和西方的评价体系是开放的，具有竞争性。但这套东西一旦到了中国，就具有垄断性和封闭性，这是现有的学术体制造成的。美国思维的霸权在美国没有建立起来，但在中国却建立起来了。照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建立中国的社会科学更是遥遥无期。不要以为这段理论式的阐述只是一段轻描淡写，其实这正是造成中西方误解与对峙的根源，这个理论创新不足或者严格说真实价值观的缺失比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客观隐患更大。

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冷战时候要复杂很多。提到冷战我们很简单想得到当时的美苏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所以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如今西方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思维是毫无道理的霸权，因为中国爱好和平，中国没有搞扩张，所以西方人就是从中国经济的崛起导致了心态变坏，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这场对峙并非正解。如果是害怕一个经济强者，那么西方早就应该扼杀日本的复兴，也许一个美国蓝领会抱怨中国的廉价商品抢了他的饭碗，但是他同样离不开中国制造，从福特时代转入沃尔玛时代的美国，人们需要工作也需要更多的廉价消费，而对于美国白领来说他们坦言他们并不惧怕与中国的竞争，因为中国固然有倾斜的廉价商品，但是中国没有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下的创意，不是吗，即使是好莱坞翻拍香港的《无间道》，也不说明好莱坞的失败，恰恰说明好莱坞可以打开中国电影所无能及的市场，顺便提下，《色，戒》也即将在好莱坞翻拍。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现实在于这场冷战的根源就在于理论，西方目前的大理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华盛顿共识”，而正如前述，中国的大理论尚未成型，这种没有成型的理论被西方学者称为“北京共识”，也就是市场经济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组合，在西方学者的观察中，中国的这种“北京共识”模式就是有财富没有自由，正是这种模式威胁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安全模式。这显然是违背中国本意的，当然也是中国公众很难理解的。因此，中国如何通过创新和突破，构建起坚实的真实价值观，民主透明的大理论基础，并且将其向全世界阐述清楚，是必须尽快弥补的缺失，否则中国今后会在国际上遭遇更多麻烦。但不打破旧体制这一框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向进一步民主化迈进前，这样的大理论模式就算能够创立也最多纸上写写。

我丝毫不怀疑这次抵制与示威是完全出于“民众这种爱国热情的朴素表达，是一种民意的真实表现。”人性的压抑与文化发展的断层已使不仅中国的民众，乃至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都越来越选择冲动的发泄和简单片面的思考方式。

很多港台文人抱怨，好好的一篇日志怎么贴上简体字的网站就特别容易招来网络谩骂。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大陆的教学体系里，一贯语言表达教育就非常缺少，而文字教育却超常发达，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有多少时间是提供你公开自由表达个人意见的空间，但作文却是应试必备的训练，所以学生就从来没有辩论与自我表达的练习与意识，有的只是类似于标准化的言不由衷的写作应付，久而久之这就会培养出心理压抑造成的严重变态。直接说出恶意的话语确实比分析比较辩论省时且爽的多，特别是当他们在应付作文中认为语言表达都是务虚的无力形式，感觉只有软暴力才能够形成足够的杀伤力，那么恶意的网络谩骂就会无端的散布弥漫，网络暴民因此造就。在一个从未有民主意识培养的环境里，确实哪怕有天把一种民主工具交给人民也会成为暴力玩具，这确实是可怕的。

而对于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们不妨比较1980年代末、1990年代以及2003年***之后的各自态度转变，1980年代末那批在知识领域常常过度政治化，及至1990年代知识分子便逐渐呈现为威权后的两面性，也即一边是在公开表述主流是强调学术思想的自律，而另一边私下常常强调自己与现实国家权力的疏离乃至对立心情，随着以正面积极回应和承诺从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到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危机与问题解决为权力移交背景，即使一些自由主义者也因善意期待调整了对国家的态度，并逐步成为左派者，当然促使这一转变的还有受到西方“中国威胁论”的逼迫，使当代知识分子更自觉于国家的热情称赞、辩护，并以相信希望***能够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最终实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期待作为这种称赞、辩护的支撑。概括起来，这三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又回到简单。作为两个简单的不同时期的反映对比同样表现在以简化的是非忠奸区分上，19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以市场经济与西化的民主视为改革目标，将历史简化为改革、反改革，改革是善，反改革是恶；而当今知识分子则以称赞、辩护为背景便极易以民族主义为善恶简单区分标准。但是1980年代末的经验告诉我，简单、直观的观念反应也许有它的意义，但却不可能引出对当代历史真正深刻的认识与反思，而毋宁是在帮助消弭真正深刻认识与反思。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是运用清晰概念整理现实现象能力不足的当代知识分子又使当今中国重回左的道路上来。

已经有学者提出，要想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等针对现实问题的当今施政观念获得顺利、有效的落实，就必须重新检讨现实的中国大陆当代历史。事实上作为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充满了太多的断层，比如像我这一代就不是很了解三年自然灾害与文革，而我又时常被现今一代问及19年前的事，他们同样对此也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更之前的文革历史，而由于我们对于中国当代史的刻意自我隐瞒也就使我们一方面根本得不到深刻反思与纠正，另一方面新生一代始终在青年期接触的历史只有十年。我不是耸人听闻，也许你说我们的教材就包括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但文化和历史是不一样的事情。陈寅恪是中国当代唯一最有学问、最科学的历史学家，被称为一代宗师。清末民初留学日本、英国、德国，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1917年后，他继续留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进修，1925年，他被聘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和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自1929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享有国家特批的待遇。1953年63岁时，郭沫若曾劝说当时正在中山大学任教授的陈寅恪北上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寅恪当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由毛公（指***）和刘公（指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他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其意就在不要桎梏，有了桎梏，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他甚至大骂替郭沫若送信的学生汪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学生都要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陈寅恪的态度传到北京，请做所长之事自然告罢。后来中科院选举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即院士），提名陈寅恪，有人反对，理由是陈公开主张不宗奉马列，报到上面，***批示“要选上”，才算解决。其后极左之风愈演愈烈，陈寅恪因不宗奉马列屡遭批判，列为“拔白旗”标杆，直到文化大革命惨遭迫害，含恨以殁。对于政治化的历史，对于一家之说的历史实在是有点虚无的，更何况现在因政治之需，对于仅不足20年的历史都可以封沉到令未经历的人无从认识，这种割裂的后果是造成进一步的理论缺失，试想只有十年历史认识的人又怎能更深地“往前看”和“往后看”，把握世界趋势，而在实践上，如果没有根本和全面的反思，又怎能保证我们的发展道路可以汲取以往的历史教训而不以老的错误造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危机。这点从“十一五”计划中多项绿色指标一再亮红灯，2006年降低能耗4%和主要污染物减排2%的目标不仅未能完成反而都有上升等事实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彻底反思的勇气，即使你所热情称赞、辩护的善意愿望最终也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和纸上。

住棚户区是看不清上海全貌的，只有住在山顶区才能一览香港全貌，在一个不重民主培育而以政治隐瞒历史的环境里产生的只能是自闭理论矮学说，是不可能创新出真实的价值观理论体系出来的，其结果不仅是无可避免的外患加剧还有因历史断代不断形成的内部意识纠纷，正由于这些根本原因，最近的所谓爱国热潮已经超越了其本来面目。

回想2001年，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评估报告结论部分指出北京在交通、环境上的不足后，写下分量很重的一个评估：“在中国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留下独一无二的奥运遗产”。那么我们要拿什么留给后奥运时代？是一场对峙抵制和无休止的纷争，是煽动了的排外情绪，还是暂时禁止车辆却不带给民众永远的便利，抑或奥运期间限制企业生产却不带来永远洁净的空气……借用贺卫方的回答：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治、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和制度，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否则，我们还将继续生活在一种压抑中或者发泄中。

就在结束这篇日志的时候，又看到两则消息，一是新华社再次对“举国上下的强烈义愤”发表了时评，“让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当前最大的爱国。”希望高层也能看到如今形势的深刻背景，切实解决自身问题避免局面失控，切实避免将万众期待的奥运演变成一场仇者快亲者痛的国家公关悲剧；一是平客也在博客宣布禁语，我也看得出他的压抑。

但我还是说了，大不了，见龙卸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