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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看落花是我MSN里唯一的本地网友，一次她和我提起他们厂的事，说起他们生产的节能灯出厂只能卖每支6.5元，但经采购商飞利浦转手到市场后，每支至少能卖到26.5元，这中间的20元就归了采购商，最近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企业也在准备过冬，她对此非常担心。

6.5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于1美元，一块钱。其实我们许多地方引以为豪，甚至极力想要扶持上市的企业就是靠这样以低廉制造维持发展起来的一块钱企业。周末陪Ryoung去书店，在书架上看到摆上了郎咸平的《产业链阴谋》。其实关于这个出厂价是1美元，而被外资采购最终可能在美国沃尔玛就是标价9.9美元的故事对于中国制造而言比比皆是，原因在于我们在这条产业链上只是用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来创造了1美元的价值，而附加在最终商品上的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则因为我们的企业并不具品牌效应而拱手给了像飞利浦这样的国际企业。当然，我今天不是要说产业链的问题，而是我从中想到，这十几年我国积累起的1.8万亿外汇储备，其中有多少就是通过像这样靠仅有的一点最低端价值1个美元1个美元，一块钱一块钱积攒起的，而他们为跨国企业带来的利润又何止这一数额。

也许现在还有许多人以为靠这十几年1美元1美元，一块钱一块钱积攒起1.8万亿外汇储备能够令我们在美国发生金融海啸时有一番底气，甚至还有人以为可以帮助美国购买救市债券甚至抄底，你不妨了解它们在哪里。

根据截至今年5月30日的各银行中报，当时上市中资银行持有美国“两房”债券数额就高达1738.44亿美元，其中，中国银行1185.66亿美元，建设银行222.92亿美元，工商银行186.29亿美元，中信银行108.65亿美元，招商银行17.49亿美元，民生银行15.57亿美元，交通银行1.85亿美元。而在8月时，一份材料称，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是3700多亿美元美国“两房”债券，5000多亿美元美国国债，2000亿美元中投控制，3000多亿美元短期债务，以及2000多亿美元美国次级债，和2000多亿美元现金或欧元资产。由于人民币并非自由兑换货币，以美元积累的资产仍不得不投放在美国，这就使得长期来不仅是国际企业在中国制造上赚取了超越制造价值的巨额收益，而我们甚至还得把用微不足道的劳动成本换回的资产，以一个穷国的身份担纲像美国这样富国的债主，并大量补贴美国人的高水平生活，而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系统的恶化，眼看着这些凭1美元1美元，一块钱一块钱积累的资产被贬值，甚至部分可能已化为乌有。

那么，现在我们这手里的这1美元，一块钱是应该继续拿去补贴美国人，还是应该用来重新反思和规划。

当在哈佛MBA的小布什管制下的美国也触发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当“救市”已被看成是市场的失败，甚至被看成美国已放弃自由经济，打算动用全国纳税人的钱去接管破产的私人企业，并将其改造成国有持股、管理的“国有公司”，跑步进入“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时，我们依然不该就此否定美国的经济制度，美国接连出现的破产从另一角度而言正是市场体制的反应，换成社会主义下把三角债务作为遗留问题保存下去的做法，虽然表面稳定，其实危机照样产生甚至最终可能更加难以修复。所以，有个很客观的对于美中目前经济状况的评论，美国经济目前是车坏了，而中国经济的车也许还能拉出马力，但是路却被挖了无数的坑。

“怎么会一下从流通过剩变成流通短缺的呢？”金融危机刚刚被人注意时，我在小玻的博客看到她问了这样一句，很有感触。关注今年来中国的金融股市，从4000点的不救市论，到3000点的存款准备金率突然暴涨，然后又在2000点以牺牲银行利率的降息，一步步地将沪深两市推入深渊，随之的就是万亿财富灰飞烟灭，直接造成居民消费能力大幅下降，企业投资巨幅亏损，盈利大幅下降，经营流动资金严重不足，转而再次推动股市下跌，如此恶性循环，最终都成为输家。正像车路观点描述的那样，美国经济是祸起金融衍生工具，所以它现在选择以政府购买坏账和银行股份以建立防火墙的修车救市办法，但对于衍生工具并不丰富的中国金融市场的急转，出现危机则明显是用以作为对应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杠杆本身的问题，其后果可能直接导致社会危机。

当我们集中以为只有城乡存在二元体制时，其实中国经济本身也是一个二元体制。一方面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融资银行等这些仅占30%的部门因高能拉动GDP而成为过热部门，并制造流通过剩的景象，而另一边是占70%的民营经济，却因为内需严重不足，我们的GDP中一半都是固定资产，消费不到35%，产品只能靠出口来弥补需求，这些企业其实基本都是过冷的，但是由于积累了大量外汇，央行必须增发本币收购，同样会造成流动性泛滥并使资产价格和CPI分别或同时上升，然后又随因此的汇率上升，重返回影响到出口，加上目前海外经济危机爆发，这部门失去大量订单，就更易使出口制造业大量倒闭，并进一步削减内需消费而摧毁这些企业。因此，对于之前广为热议的流通过剩实际上绝大部分是虚拟的流通过剩。

目前看，全球都在采取类似的办法，就是通过央行发布减息和政府直接注资挽救金融市场，但不约而同也看到股市对此并不买账。过去一周，在本轮金融风暴的发源地美国，道指一周跌幅高达18%，是百年历史上表现最差的一周，甚至超过1929年大危机的纪录，道指较去年10月的峰值已缩水40%，陷入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最大的熊市，而纽约证交所的成交量高达111.6亿股，也创出历史新高，可见市场抛售决心之大。国内的沪深股市也在一周内下跌12.78%，创下年内第二大周跌幅。在我看来已经不用把眼光停留于关注流动性上，东西股市的溃泻已经说明，无论以减息这种格林斯潘以为的心理疗法还是用政府有限收购坏账或银行股份这样的肾上腺注射疗法设立阻止危机蔓延的防火墙，毕竟7000亿美元对于可能已在美国造成2万亿美元损失，甚至全球今年以来的高达27亿美元金融损失估值，实在只是杯水车薪，这样的救市办法都无疑是治标之举。当所有人都看到了实体经济已经衰退的真实背景并不可能依靠挽救虚拟经济挽回，市场信心也就可想而知的涣散了。

打个比方，如果央行采取的救市政策只是方便企业向银行拿钱用于回购股票锁仓托市，那么无疑就像鼓励借钱为自己脸上贴金，就算一旦股票回涨，企业肯定也是先把筹码抛回给投资者来偿还银行债务，所以越是这样的市道，散户投资者即使抄底也往往一进就套。中国股市始终政策面超过市场面因素，一切都可以归结到权力的掌控之间，而对于企业则是圈钱的工具，上周出台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正因为其更像是对再融资资格的夺取而不是给投资者以回报，所以也没有起到提振市场信心的效果，谁能认可主板市场给投资者的却是创业企业的回报方式，投资者陷于这样市场虽然没有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也只能做投机者甚至博彩者。我们应该看清，之所以西方指望中国救市，肯定不是指望这样一个尚不健全且不与自己体制接轨的金融市场能直接在金融上起到正作用性，他们能把信心维系于中国的无非两点，一是通过绑架的中国外汇储备帮助继续填补他们的金融黑洞，二其实是指望中国仍保留的实体经济发展预期，至于其它的，不要忘记华尔街向来不缺忽悠的高手。

作为前一点，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已不失惨痛的代价，去年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购买了摩根士丹利公司50亿美元的股权，现在这项投资已经缩水一半，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百仕通集团的投资上。这样做，只有把更多我们依靠一块钱积累起来的财富实际转化为我们的债务。而后一点才是我们真正能给自己和世界带来的希望。

毫无疑问，现在是我们来用这一块钱替自己和世界做主的时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这场危机转化为一次机遇。

昨天受欧元区联手救市方案出台的影响，全球股市出现强劲反弹。但对于解决金融风暴，窃以为远还只是一个开始，原因在于像美国这样一个消费率超过七成而储蓄率不足两成的高消费低储蓄国家，其国民储蓄额很难为政府救市融资提供足够支持，结果可能是最终走出这段危机会比当年日本摆脱经济危机所需时间还长还要艰难，所以它目前最希望的就是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出售外债，为以便实施救援计划留下资金空间，美国国债最高法定限额也因此从原来的10.6万亿美元修改提高到了11.3万亿美元，这一数额已经挤爆了纽约时报广场的国债钟，为此正打算在国债钟上再添加两位，以使其能显示到百万亿计债务。而中国面临的情况正恰相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储蓄型社会，整个社会的储蓄率高达40%以上，这部分储蓄支持了中国高比率的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同时也掩盖了中国经济危机的真相。如果没有出口的高速增长，中国事实上从改革以来已发生了三次以上大的经济危机，最近的一次就该是在98年开始到03年经济的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的症状就是内需严重不足，但运气好的是刚好碰到美元大幅走强致美国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于是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有了泄洪之处。按马克思理论，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导致消费不足引起的，但当时中国政府采用的是取消公民的社会保障来促进消费，俗称房改、医改、教改“三改”，事实已经证明这“三改”都存在不足之处，面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实际对消费者安全感的削弱，愈发促使中国人把钱储蓄起来，以供生病、失业和子女上学的需要，攒钱以备不时之需。

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中国的高储蓄支撑了高消费，而美国的高消费又消化了中国的生产过剩，但这次美国人变得开始买得起车却发现买不起油了，现在买得起油又发现没有工作了，还如何来搭救中国的内需不足。两个世界经济的引擎都同时爆发了结构性危机，一边是依靠如对立摆放的两面镜子彼此折射闪耀出虚拟财富的金融衍生工具越演越烈的透支消费到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时候，一边到也到了长期透支社会弱势群体的未来安全到了要偿还的时候。

刚刚闭门结束的中共十七大三中全会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的第三十年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农民，这一社会阶层中最困难、最弱势的群体身上，并且制定了数据化的目标，“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目前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高，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2年内，农民纯收入的年均增长至少要达到6%的水平，如果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影响，还意味着农民收入要达到10%的现金增长，按去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4140元计，对于国内许多落后地区，难度可想而知，随着政府可能同意农民对外出租土地、流转土地经营权，提高农业效率政策在未来的出台实施，许多过剩农民可能进一步依靠城市生活，而目前最悲惨的可能就是外出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温饱与失去社会保障和福利，即使提高了纯收入也可能形成的是更多的无效消费，所以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我以为可能最后还是要摆在解决城市化中配套解决，仅仅在农村解决农村所有问题不是太现实。

综上，这一块钱眼下是绝对不能再轻易被附庸到美国主导的救市中为其转嫁金融危机风险而埋单，以为倾目前的力量就可以迅速颠覆这场危机转而短时间内再度恢复外需市场纯属异想天开，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的理应是及早止损。一个内部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却做着一个远强大于自己国家的债主，并眼见这些债券在本币升值中消失，而不能偿还自己透支大部分国民未来所负的亏欠，无论怎样说这样的差池也太超过了。

这一块钱现在最该做的是还富于民、藏富于民，让这一块钱的制造者真正分享到改革开放积累的成果。当然我并不支持采用向全民发放红包的做法，这在中国同样不现实，对于可能充斥进滥用权力的社会财富再分配同样提振不了拉动内需的信心，而是应以尽快健全完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制与措施，解除特别是城市居民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从而释放有效内需，目前中国能短期见效的国内消费力仍蕴育在城市。同时我们还应该将金融投放转向激活原本过冷的部门，特别像开放要素市场的民间投资，在人民币未进入可自由兑换情况下时，要求美国开放中国对美投资和美对华出售的一些限制，即使购买也要选择有真金白银价值的资产和物资，这方面要借美国力量被削弱时把握主动，只有学会驾驭才有利中国在当前迅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秩序重新构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然，要做到这点，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在于我们必须建立起不同于以往而与世界相衔接的普世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比道德更实质的东西，人性是一种利益，道德是作为形而上对于利益追求的约束，人性崇尚多元，道德则推崇一致，但讲不清人性、否认人性而夸大了的道德，就像形而无实，甚至使道德成为公害。只要我们现在及时反思处理好我们自身的问题，金融海啸确实为并未深处于美国金融体系内的中国提供了一次填补世界力量的机遇，但是倘使我们并不能在意识形态上与世界接轨，同时通过在此基础上再创新提供国际的公共产品，那么中国应该的作用就将仍不会得到世界认同。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清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威望和代表权一直并不像国内官方媒体宣扬的那样，不然也不会出现春上的火炬风波。有时候五千年是个太沉重的包袱，它强化了我们的服从与压抑意识，却丧失了我们批判和创新意念，其实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只能有一块钱，而且一块钱还被人绑架，一块钱宁予洋人不予家奴，内政又欠失公平的原因。

一块钱里有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