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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是爱上了那年代 - [文化·Culture]
200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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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其实是今晨下线的时候,正好睹见同车的瞎讲三千新更新的网志,怀念亦有期限,一幅三十年代的上海老广告被摆进一架停在二十一世纪上海街头的垃圾清运三轮里。一时间泛起了我对三十年代的一些涟漪。
认识题图里的美丽女人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的三十年代。左边一幅是她年轻的照片,右边是她的人体素描,作者刘海粟。只是当时江青还不叫那个名字,叫蓝苹。
1935年的夏天,刘海粟刚从欧洲回来上任上海美专的校长。那个时候蓝苹同赵丹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话剧《娜拉》,门口挂着很大的海报。美专毕业的赵丹似乎看出了校长对蓝苹的兴趣,在一品香吃饭时聪明地对校长说,校长如果有时间,吃完饭我陪你去见蓝苹。便领着刘海粟到他们的排练场,墙边有一个穿旗袍的女孩子,踱来踱去,在那里背台词。赵丹告诉刘海粟那就是蓝苹,就招呼她过来,告诉她,这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蓝苹一听名字,很恭敬地鞠躬,崇拜得很啊!这便是他们初相见。
后来刘海粟老人在回忆这段相识时说:“人世间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啊!谁也不会知道,一个同你做过模特儿,同你……被你冷落不要了,这样的女人,后来竟然……”,当然是,竟然成为了主席的夫人。“蓝苹这个人单说外表并不出众,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还有一点,这个人倒是有一些艺术天分的,你同她说什么,她都能理解。有一种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躯非常优秀。蓝苹就是这种女人。”这是刘老的原话。
真是怪事!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是不喜欢自由的。尤其是称为万能的人类,有时竟为争自由牺牲了生命。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好像是一个五月天气。舅舅特地从乡下赶来,送给我一个很美丽,名字叫做金铃的小雀子,因为那种雀子叫起来像铃一样的清脆脆动听。我快活的不知怎么样才好,忙着弄这个,弄那个给它吃,可是这个可爱的小东西不但不吃,而且满笼子飞扑。母亲等舅舅走后,逼着我放它。不过,那时候我任性的很,哭着,闹着不许放。可怜的小东西,在我家过了一夜就死了,连水都没有喝一口。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太残忍了。剥掉了它的自由,最后逼它走上死路。
一个雀子尚且为求自由死了,那么人,尤其是受着重重的束缚的妇女,当然更应该勇敢的去争取自由了!自由神可以说是我们妇女争自由的一段记录。在那里边我扮演一个女兵,她就是为争自由而牺牲了。但是这种牺牲并不是个人的,无目底的,而是世界上所有妇女的牺牲。牺牲的代价——最后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美国有一位历史家房龙先生,他写过一本名叫人类自由思想发达史的书。他似乎把历史看成了一部自由思想发达史似的。虽然他的见解有些片面,但是大体上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过去的许多事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纪录!
自由神,不过是这大部的纪录中的一小页而已。
你能认出这样的文笔是谁的吗,那时江青所写的《为自由而战牺牲》。于是我幻想,如果时空跨越到现在,她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博客,说不定会在MSN里悄悄放送个讯息,我们网友见面;如果时空一直停在三十年代,她定还是那个才情而浪漫的文艺女青年,清晨欲醒还睡,小躺在安格尔似的丹青油彩里,悄含被人冷落的惆怅。据说她的才情连毛泽东也有甘拜下风的时候,一次李讷要学书法,毛泽东对李讷说,你去跟你妈妈学吧,你妈妈的字比我的好。我对那场人类浩劫和主使灾难的人深恶痛绝,但我想我不会记恨假使停留于三十年代的一个女子。但那只三十年代“名字叫做金铃的小雀子”飞进了六十年代政治和权力的凤眼,又是三十年,终于在九十年代以最后的自缢,她为她还债,其实她何尝不是亲密战友的牺牲品,许多事并不是一个人可以身得由己,换我做秦始皇许我也会变成暴君。但现在的我,嫉恨暴政。
三十年代,花样的年华。刘海粟还有位朋友,就是“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的徐志摩,说起徐志摩又不忍不想陆小曼,七夕节的婚礼,堕胎完婚,婚礼上梁启超那段近乎诅咒的祝福,还有后来那个“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的结局。很难想象两个极端的性情中人在三十年代是如何演绎出一出超越于二十一世纪的浪漫。
一边是性爱与文明,誓要当“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从张幼林、林徽因、陆小曼,还有一个单恋的赛珍珠,结果到头婚后小曼又迷上商人翁端午的推拿绝技和鸦片,常见娇妻被人上下其手还倚枕横陈对灯吞云吐雾,比自己当年更彻底,报应着王赓的苦涩,徐志摩还只能吞牙入肚,以诗人的口吻强颜欢笑,所谓“夫妇的关系是爱,朋友的关系是情,罗濡半解,妙手摩挲,这是医学;芙蓉对枕,吐雾吞云,最多只能谈情,不能做爱”;一边是战争与和平,陆小曼前夫,当时的五省联军司令参谋长王赓,艾森豪威尔在西点军校的同学,当所有诗人的朋友都担心诗人会为风流丧命于枪杆子时,枪杆子却做出这场故事里最令人敬佩的一笔,与小曼和平分手顺送上徐志摩一句令人心颤的话,“我们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两意,给我知道,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
一边是不忠不义,对朋友妻“邂逅赏心,相倾拥抱”,顾不了身外之事,惹恩师梁启超诵出“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千古绝句,此为出处;一边是红杏出墙,在前夫时,一连三封电报到欧洲,“徐志摩,快回来,再不回来,我顶不住了”,婚后又是封封电报催志摩,“快回来,债台高筑呀,快回来还账”。一边是宁为浪漫故,你陆小曼反对我坐飞机,我偏觉得在天上飞来飞去很浪漫,结果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机毁人亡,手脚烧成焦炭;一边是好死不如赖活,三十岁就背个未亡人头衔,到头来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只能与鸦片友同居,四十几已落光一口牙齿。
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在三十年代他们的浪漫,那个小姐脾气的夜晚,陆小曼砸落徐志摩的眼镜那跌落的声音,还有那个被“第一离婚”后的张幼仪用一生等待徐志摩的回心转意,那个放过鸽子的林徽因再等不到从上海来的航班降落,走在济南党家庄捡回一片飞机碎片,至死挂在自己的房间……这样离人断肠,曲折迷离的故事哪怕现在也很少再现。
所有浪漫的故事都因有浪漫的土壤而发生,其实三十年代曾是我们最好的年代。上图的这份杂志就是当时上海世界图书公司出版的杂志,当时这些杂志有《美健》、《健美与艺术》等。这些杂志封面即很大胆,多是姿态万方的美女照片,现在的人看了也难免有些耳红心跳。杂志内页则都是以美少女为主题的摄影或绘画作品,模特有外国人,也有很多中国人,她们大多一丝不挂,在各种谐调的背景中颇为大胆地展示出人体美感,每幅作品下面还基本上都附有诗句,表达了无尽缠绵的少女心思,如“夜雨做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恨,更为谁羞?”。那时国内还没有职业的人体模特,很多敢为艺术脱得一丝不挂的都是像江青一样,只是一些普通的女孩,虽然没有受过职业训练,但这些少女在镜头前都很有表现力,营造的情调也很高雅健康。当时这样的杂志售价一般只需3毛钱,相当于当时30斤左右的大米价格,市民一出门就能买到。
历史学家曾对此研究表示,当时刘海粟等艺术家在国内首创使用人体模特作画,在美术界和社会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争议的结果却使社会风气开放健康了许多,市民尤其是文化人变得敢于面对赤裸裸的艺术形象,不再羞于公然谈性。其实,只要那些发行物是以艺术形式出现的,就不会有伤风化,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政府部门都没必要严加禁止。相反,禁、查反可能造成社会心理的变态。
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在我国近代我们真的经历了许多很好的时光,民主的觉醒,工业化的崛起,思想的解放,浪漫的发生。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国革命史教程》中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节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北洋政府中国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 “据统计,1912年到1919年,建成厂矿470余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1.3亿元以上,8年的增长额相当于以前的50年……1913年全国面粉53家,资本862万元,1919年增至123家,资本1500万元,1918年中国免费由入超变为出超……煤产量1913年为 1337万吨,1919年则达到2005万吨,增长49%,钨矿的开采居世界第二。”在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那时的中国的确很穷,但确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未来的新兴国家,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是全新的。那时候个人可以创办和发行杂志甚至组建政党,工人可以罢工,学生可以游行,这些都是当代难以做到的事情。国父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当时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确实体现出民族复兴的动能和文化传承与重建,三十年代也因此变得从来无有的浪漫。只是后来宁静的夜被枪炮声破碎,从此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
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
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米缸
爷爷用楷书写一个满
黄金葛爬满了雕花的门窗
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
铺着榉木板的屋内还弥漫
姥姥当年酿的豆瓣酱
我对着黑白照片开始想象
爸和妈当年的模佯
我想我爱上了那个年代,我想回到三十年代,牵哈尼的手,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缓缓走过外滩,重温那前世消失的旧时光……随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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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想到一个词“黄金十年”
那时的上海、天津都比现在牛多了
民国~~~
那样年代的女人现在还会有吗?
1949年移民香港,1954年与苏医师结婚。我很佩服她,因为结束和徐志摩的婚姻而成为一个女强人。了不起啊。
在徐志摩遇到的几个女人里,最爱他的大概就是张幼仪。她的自立自强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却始终无法得到他的爱。可见爱不存在公平。每当提到“爱不爱徐志摩”这个问题,张幼仪总是说:“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其本人最后为生活所迫,连徐志摩《爱眉小扎》和《志摩日记》的版权也卖给了晨光出版公司。鸦片烟不仅麻醉了她的灵魂,也深深毒害了她的健康。一九五六年,因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参观成都杜甫草堂后,看见她的一幅画,一时良心发现,于是安排她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几十块钱可拿,生活总算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她还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虽然有了工作,每月都有津贴,但因医药费用支出过多,再加上她素来手面很大,所以依然经常捉襟见肘。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之前,带着她难泯的幽怨默默长眠于上海华东医院,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