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d Talk - 魔派部落

要不是为等陈冲的三角裤，《太阳照常升起》我看个开头就打算掐了，周韵演得就跟个跳大神似的，房祖名有点像被耍的猴，姜文的退步显而易见，固执倒比张艺谋还长进。中国影视现在基本就这德行，要么拿古代题材来逃避现实，要么拍出的全是扭曲心态的身心宣泄，整个因制度造成人性缺失的集体症候，无可救药。

劝别买碟也别上影院了，不值。真要去，也劝你去前先别吃太多外加迟到半小时，早退嘛自己把握，免糟践心情。或者先看这酷索版的再去，多少还能有个念想。不过，说实话我连那个念想的镜头最后也没找见：（

跟姜文一样失败。

本文以这样的标题，我承认我是想恶搞。

当地时间5天前的晚8时30分，耗资200万英镑（约322.6万美元）的“Death of A President”在多伦多电影节上首映。这部93分钟长的虚拟记录片讲述明年10月19日，美国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次面对商业领袖们的演讲后，被出生于叙利亚的激进分子的子弹击中要害，不治身亡的“总统遇刺”事件。影片通过高超、独特的叙事技巧，采用最新数字技术和特效，把真实的新闻档案剪辑同虚拟的悲剧性事件有机结合，但如果套用我国广电总局正在制订的互联网视频管理条例对照，这本片子肯定属于要严办的“恶搞”一例，因为影片采用电脑合成技术，将布什总统的真人头像“嫁接”到演员身上，使虚幻的场面变得非常逼真，不少英国人在接受采访时称，他们打开报纸看到这种剧照（题图）时吃了一惊，还以为美国总统真的遇刺了。

这也难怪，虽然英国首相被视为美国总统的跟班，但实际上英国人有多么憎恨美国，当然，美国人向来对英国也不乏讥讽，要不然《加菲猫》续集的制作者也不会想起来把他放到英国，在他们眼里英国人的观念和行为都是刻板限制的，况且在美国的历史上曾遭遇暗杀的7位总统无一例外均为“0”年当达，即1840年的当选总统哈里逊、1860年的林肯、1880年的加菲尔德、1900年的麦金利、1920年的哈丁、1960年的肯尼迪、1980年的里根，谁又能保证2000年当选的布什能平安度过任期的最后时光呢。

现在还不知道布什本人对此片有什么想法，虽然据《每日邮报》透露，之前导演加布里埃尔·兰奇和制片人西森·芬奇受到过死亡威胁而使首映会场如临大敌，布满私人保安和警卫，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世界上确有比布什遭遇“恶搞”更惨的人，这就是那个直接导致“恶搞”管理规定的《闪闪的红星》中的男主角，小英雄潘冬子。

潘冬子的命运可谓多灾多难。八一厂厂长明振江曾在见到“《闪闪的红星》被恶搞”的相关报道之后说过这样的话：解构主义大行其道，谁来捍卫主流文化？“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清醒深刻的认识，任由此风泛滥，不及时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颠覆红色经典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恶搞就会愈演愈烈”。

但我想提醒明厂长，也许他忘了《闪闪的红星》这部影片本身也是对其原著的恶搞作品，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其影片中同样是解构主义大行其道。按照当时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的要求，“根据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的需要，紧紧抓住革命成果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即两条不同路线产生两种不同结果的问题进行再创作”，为了突出“路线斗争”，小说反映的时间1934-1949年在剧本中改为1931-1937年，剧本对小说中的其它情节也作了重新设计，譬如关于打土豪分田地，在小说中是发生在潘冬子5岁时，剧本则将其挪后两年，让潘冬子亲眼见到，亲身参加，亲手牵着胡汉三游街；胡汉三逃走的细节也改为潘冬子在做“打土豪”游戏时发现的，并设计了投枪刺敌、拳打逃敌、口咬敌人等面对面的斗争。小说中一些体现民间日常生活的情节也被重新设计，如潘冬子在茂源米号的斗争，小说描写的是潘冬子学徒受欺凌和揭露米号老板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样的描写在改编中被认为游离于潘冬子与胡汉三斗争这条主线之外，影响了潘冬子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挖掘。因此修改后的茂源米号既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而且还是一个专为胡汉三搜山筹办军粮的罪恶地方。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的潘冬子当然不会自发地成长，因此剧本比小说更突出、强化了一个“他者”，即红军吴大叔。潘冬子父亲受伤取子弹的情节，在小说里是由父亲对潘冬子讲述，要潘冬子记住子弹和子弹上的血，剧本则改为由吴大叔对潘冬子讲述，对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帮助潘冬子摆脱狭隘的个人复仇观念，让潘明白要白狗子流血与保卫红色政权、解放全人类之间的关系。

而今，在一个名叫“胡倒戈”的网民制作的Flash《“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小英雄潘冬子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其父亲变成了“地产大锷”潘石屹，其母亲却一心想参加“非常6+1”，因为她的梦中情人是主持人李咏。而且，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阶级斗争还被恶搞成“参赛歌手”和“评委”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把游击大队长刘洪说成是“谁不知道你和坐台小姐熟啊”！

相对记录唐玄藏印度取经的《大唐西域记》，小说《西游记》是恶搞；相对《西游记》，电影《大话西游》是恶搞；相对《大话西游》，网络动画《大活G游》是恶搞。恶搞相对存在于无处不在，相对《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是恶搞；相对正经的三国学院派的语言，易中天的《品三国》讲座是恶搞；相对大清历史，《鹿鼎记》是恶搞；相对明星，明星模仿是恶搞；相对人民币上印的“中国人民银行”，把它改成“中国人民很行”是恶搞；你甚至可以认为相对于苹果，上帝创造桔子就是恶搞。近两年，中国大众文化界的最大特征就是越受欢迎的越死的快，技术门槛总与行政门槛成反向设置，所以要将人人皆恶搞拉到持证恶搞的“正路”上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既然已经在制定规定，那么如何界定哪些是属于恶搞。据悉，新条例出台后，只有新浪、搜狐、网易等上市门户网络才能拥有开展视频服务的资格，而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纵观以往，国家出台的政策多是一刀切，一旦这样一个本质上属于行业垄断的苛法出台，怕只怕受损的只能是上亿网民。其实早在2004年6月，广电总局就曾经发布过极其严厉的管理规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结果只有上海文广集团及央视获得了可以实现网络视频播放的执照，但目前的事实早已证明《管理办法》早已夭折，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脱离了实际，可操作性太弱，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执行，试想互联网覆盖面和参与面如此广泛，网民们的创作如此丰富，如果要求“网络视频短片”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相关许可证”，审查得过来吗，所以无异乎就是禁止。

2006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召开“防止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媒体报道时，用了这样的标题：《“恶搞”红色经典，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法制日报》）、《向“恶搞”等不良舆论环境挥利剑》（《中国青年报》）、《滥用恶搞自由的后果是没有自由恶搞》（《中国青年报》），今夕何夕，有人嗅到了“文革”的气息。会上《光明日报》副总编辑何东平把恶搞的原因归于一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二是和传媒方式由精英传播转化为目前草根传播有关，三是80年代出生后代人表现出自由，甚至放纵的态度。我觉得他说的很没有水准，要说恶搞的历史可远溯到《史记·孔子世家》中“子见南子”对《论语·雍也》的恶搞，而且从宋《明季南略》中记载的江南名士钱谦益之妾柳如妙评其夫致仕还乡，日日丹石，求壮其阳“大而无当”，到近代陈洁如回忆蒋某人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头目后把他日记原记载自己每到上海免不了寻芳猎艳，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提到“同志每言弟为好色”在出版时改成“同志每言弟脾气暴躁”，陈洁如说，某人好色时确实脾气暴躁，可谓国粹师承已久。而至于“精英传播转化为草根传播”就更显自身“无厘头”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翁，何谓精英、草根了，有的只是名人和非名人，英雄和群众，劳模和普通工作者，党员和非党员，拿“精英”说事，自己就在恶搞自己。再加上所谓拿80年代说事，明摆只是一个代沟问题，“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难不成80年代后就成了末世界。《中国青年报》9月4日上的报道更叫人叫绝，会议上“一位官员表示，网上‘恶搞’已经造成了比较恶劣的社会效果，我们的意思要告诉这些人，你们觉得可乐的，我们觉得不可乐，你们觉得可笑的，我们觉得不可笑”。如果以“笑场”作为检验“恶搞”的标准，我想就连冯小刚也是肯定不乐意的，对这种理论只能用***的诗句问应，“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你说严禁“恶搞”是为维护道德，我说滥用道德涉嫌愚民。不久前，轰轰然然的“超级女声”进入全国总决赛，湖南卫视却突然宣布取消短信投票方式，理由是“短信投票的方式在技术上存在恶意做票的可能性”。有关选秀短信存在弊端的报道因此尽出不穷，但在去年这时候，谁说短信投票有问题，电视台就跟谁急，现在湖南卫视竟然“勇于承认问题”，很让人钦佩这家商业电视台的“社会公义感”。但可惜，这只是幌子。湖南卫视暂停短信投票的真实原因，不是维护赛制公平，而是因为和短信平台服务商掌上灵通的谈判破裂（据称湖南卫视欲将分成比例从7:3提高到9:1），并转而与中国移动达成了移动梦网投票的合作，最近雅虎、奇虎的“两虎之争”同样也是有人把道德当武器的鲜明写照。这件在外人看来扑朔迷离的公案其实非常简单：靠“流氓软件”3721起家的周鸿袆，把3721卖给雅虎后，另立山头奇虎，推出遏制3721等流氓软件的新插件360安全卫士，并称既然是自己打开了流氓软件的潘多拉盒子，就要自己把它关上。结果生意大受影响的雅虎不干了，当街就吵起来了，在这场IT界近年来罕见的论战中，双方都高举道德的大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场争斗根本就与道德无涉，周鸿袆推3721也好，安全卫士出罢，都不是为网民谋福利，而只是为了商业利益，而雅虎的激烈情绪也决不是什么义愤填膺，仅仅是因为对方断了自己的财路。历史从来不是道德推动的，商业经济也不是道德写就的，人民不要被形形色色的道德口号混淆了视线。

当然，这也不是指恶搞可能无底线，但既然谈到道德就该在道德的范畴以内以道德监督的模式实施，所谓道德与法律条例的区别在高中课本中就有清晰阐述。不久前有缺乏道德的媒体将李亚鹏的女儿是兔唇的事公之于众，但这一次，李亚鹏虽然没有配合媒体跳出来做愤怒状，反而在博客上静静地说出“到今天我的态度是既不会听取律师的建议要去讨个公道，也不会妥协去求媒体放过我们。Let it be吧”，并把女儿嫣儿的病情归于“神迹”。这篇题为《感谢》的博客获得了185万点击和3万条回复，少了网络常见的揶揄谩骂，取代的是祝福。短短的几天，李亚鹏的博客文章《感谢》“回应声明”的增长幅度和增量“创下了中文博客的世界记录”。狗仔队们从来不存在一样销声匿迹，媒体也沉寂了很多。一位娱记在李亚鹏博客上留言：“也许我是第一个想做你们女儿兔唇的娱记，我们这家一向走八卦路线的报社，领导那天却很坚决地否决了做这个新闻，领导说：这是对一个母亲最大的伤害。”李亚鹏的《感谢》充当了拯救的角色，人们把他想象成一个用温情对抗娱乐法则的智者，他没有用法律、条例，但他结结实实地赢得了一回。

互联网文化的核心在于以自由及兼客为基础的一种大众文化，人人在其中可以自得其乐，其实狠狠探讨这几年因互联网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事件，无一例外不是何副总编提到的“精英传播”在后面煽风点火。在国外也有许多博客，他们写一些很私秘的事情，也涉及性、不同政见，但它们就是可以安静地存在着，因为自媒体永远无法做到像大众传媒这样的影响力来影响别人，而在中国无论木子美、二月丫头，包括新近的所谓“孟广美辱华视频”（视频一、视频二），更多的都是借报纸等扩充影响，达到其本身始料不及的知名度再回转来在网路上形成更大规模地传播，也许就是所谓的“精英传播”都太有文化了吧，我觉得相较个人传播，应该更进一步规范的正是所谓的“精英传播”。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曾经论述这样一句话，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切滑稽戏，我们看到，既然连“郭大侠”都有智慧用善良PK娱乐道德，我们又如何不能相信同属于人民的网民的鉴别力，又何必一定要去设立一个文化监狱，用一种枯萎代替另一种文化的枯萎。

再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个比布什还冤的潘冬子，我们倒是没有看到同样被恶搞成其父的潘石屹为此动怒，凭什么我就多了这么个私生子。互联网人尽皆知是新生事物，对新事物，总要有新度量与新雅致。即使那个被陈凯歌回应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的胡戈，有人算过《无极》能在口碑一边倒的情况下狂收票房近2亿，胡戈功不可没，而陈凯歌本人却被前妻洪晃耻笑“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却连个馒头都放不下”。有人开玩笑说，今后不让恶搞，那我们就善搞吧，比如有人拿《闪闪的红星》恶搞，我们就拿《金瓶梅》善搞，做出主旋律的基调来，连那篇八一厂负责人的批驳文章标题也为《潘冬子要“善搞”不要“恶搞”》。说真的，我这几天还真见识一个善搞的，湖南卫视让全国超女十强大唱“八荣八耻”（见文后视频），那感觉你自己说吧。

2007年，布什遇刺身亡，未必，2007年，网络视频遇刺身亡，我也不想见到。据说，在前苏联某农庄，一对男女正在偷情，远处炮兵演习，不巧打过来一枚导弹，落在两人身边。幸而是枚臭弹，男女二人吓得脸色白：多大点事，至于吗？恶搞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潘冬子家乡的孩子们依旧过着“小小竹排水中游”的生活。

借师洋今晚的话，“都给我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