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d Talk - 魔派部落

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起源于何时何意，严格说至今仍有争议，比较流传得广的说法是“China”是汉语“昌南”（原景德镇名）的音译。随着景德镇精细白瓷大量流传到海外，“瓷”（china）就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记得10年前谢晋导演拍摄过一部叫《鸦片战争》的电影，里面描述鸦片战争前夕，英驻华商务总监义律让颠地回英国将一封敦促出兵进攻中国的信交给时任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勋爵。当时的英国议会里议员们还在对是否同意政府对华战争争论得不可开交，一派坚决支持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意见，即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一派支持首相迈尔本勋爵，他们因“对于封锁约1000或1000多英里海岸线的结果，表示某种怀疑”而加以反对。结果，巴麦尊在议会上以打碎一只中国瓷瓶做比喻，提出貌似强大的中国不过就像一件做工精美的瓷瓶，打倒它只需“one touch”。根据史料记载，那次投票结果为，支持侵华271票，反对者262票，正是因打碎瓷瓶赢得的几票改变了近代历史，也以战争让世界看透了当时在貌似强大背后的中国实际外强中干、不堪一击的脆弱，不过只是CHINA。

当今中国比起近170年前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瓷性还时不时会显示出来，特别在这个春夏之交，围绕奥运圣火传递，让我们看见一场表面进攻，实际自慰；表面拒斥，实际接受；表面针对，实际迷惘；表面自信，实际脆弱的瓷性爱国。

早在“五四”那天就想来说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春夏与那场“五四”中，在相同的“全民激愤”背景下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两个时间点上都不约而同选择抵制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前者因日本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企图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地区的特权占为己有，中国人民继1908年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后又一次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直至日军撤出山东才于1921年结束；后者则是一群生于80后的中国白领阶层，他们长于“阶级矛盾难以调和”的教育中，毕业于外企、外国文化涌入中国的这10年，对西方甚至之前不曾反感并带向往，但因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中的冲突成为一群自觉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在至今LV到底有否给“***”捐款都是一个没有由来的说法下，以华人世界处于道德制高点，发起了以“抵制家乐福”、“要求CNN道歉”、“保护圣火”为表达形式的二十一世纪来最激进一次民族主义冲锋，之后一场迅即矛头指向遍及全国30多个城市112家分店的家乐福抵制运动又因政府介入不了了之，而在首尔等地因守护圣火发生的留学生与当地示威者的冲突亦使自己陷入麻烦。二是，这两次运动的主力也和中国近代历次运动一样，青年都成为“爱国”的主力。

正像当今中国与一个世纪前的过往中国不可同日而语，青年也不可同日而语。“青年”作为特殊的社会角色一说在中国应始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该篇里一开始便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须承担，留学生必须救国。而后，这个“青年”又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由年轻人自己参与构建起来，产生了如当时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并以五四运动得到社会承认，“五四青年”由此成为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即讲民主、讲自由，在之后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论“五四青年”后来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中国的激进青年都因始终扮演着救国者、拯救者的角色改变了中国命运而地位特别突出。但再反思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中国青年由后成为的是从服装、语言，到对政权的体制、支配的意识形态都强烈认同的红卫兵和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牺牲者”知识青年，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在接受“五四青年”把爱国作为神圣义务的同时却并曾未认可“五四青年”当时同时提出的青年作为个体的、生命体的独立的权利、欲求和民主、自由价值观认同，小到如自由恋爱等年轻人独立的能力，大到对民主自由价值与体制的思索，不仅不予认可，还受到挤压甚至耽误。于是后果就是如60后一代在广场运动化解后的幻灭感，70后越来越深的两面性，以及80后的“愤青表达”；后果就是社会一边不认可青年从个体本位出发、他们这个年龄层次的独特的权利和需要，一边则强化从国家本位出发要求他们对社会、国家的神圣义务，对照承认人性这一一切的政治基础，这本身就是种悖论；其结果就是年轻人在表面的满腔激情的大河下实际流淌的却是更多迷茫、无聊、郁闷、恐惧的潜流，而社会现实里我们探讨现当代的文化、理论少之又少，《百家讲坛》、古装史剧、某朝某代那些事儿则大行其道，甚至今日中国也被冠于“亲政”、“盛世”，无怪有学者批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本来把中国从帝王制度下解放出来了，现在又退回去了。

彩虹与日晕是不同的，爱国与起哄甚至被利用与投机更不是一件事。当那几天我的MSN上也是红心一片时，我问过不下10个人，9个人说因好看有整齐感，1个说“不像你不爱国”，于是我给自己加的是碎心CHINA。“爱国”未必不好，但把支不支持抵制，挂不挂红心作为义务感，“讨外伐内”则很危险。历史上教训最深刻的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那时人们并非是被迫行纳粹礼，许多人自觉自愿地、狂热地通过它来表达自己对纳粹体制的认同，是因为当时德国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危机。渴望权力其实都植根于软弱和非力量，渴望权力者往往迎合这一心理来化身自己做为唯一带来克服这种危机和潜在不安全感的力量源泉。于是实际软弱和非力量的人民通过逃避自由和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在整齐敬礼之中使自我与一个更高力量合为一体，产生了获得自我所缺乏的力量的幻觉。个体自觉地将主权让渡给超个人力量，而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整体权力则不断加强，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可以将所有人牢牢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顽强坚固的集体，但也是一种最可怕的控制。也许80后会依然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抗议，家乐福的五一促销也不会取消，法国人也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萨可奇也不会派特使主动修补关系，那么中央和达赖的恢复会谈，纽约华人状告CNN案律师宣布撤诉也是当时示威的目的？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就穿透历史认为，这次抵制的根子就在于“文化大革命”的遗祸，“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检讨，还太少，太浅，‘文革’的土壤还在。”（见《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5月11日第13期总第118期《爱国路上的20，30，40，50》）但好在大部分加红心者只是为了“好看”，而没有真正产生了把个人道德转移给一个超个人机构的义务感，但其中也折射出我们对于什么是“爱国”实际理解的缺失。

谈爱国，首先要“定义中国”，“中国人”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待民族（族群）与国族关系等。虽然CHINA一词有一说甚至可以追溯到秦代，但其首次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时间却不足百年，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成立，是在清帝国逐渐衰落、民国和共和国相继建立的过程中塑造的。这样，它和传统的“中国”概念就既有重叠，又有本质区别。这样就不可避免有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在外，“China”一词在今日西方人的日常使用中仍通常泛指中国地区，不一定特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澳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还不包括西藏，国际厂商和品牌一般使用在列表前标示“国家和地区”等方法来弹性解決这个问题，而“Chinese”一词也并没有像汉语“中国人”那样，明确表示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族群的公民，当它表示语言时更只特指“汉语”，即不包含藏、维、蒙、壮等其它“中国语言”，一直以来为中国正名却因中国内政的限制都尚未建立健全，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为西方的霸权误读始终提供着可趁之机；而在内，解决这个问题看来也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至今一国两制、一国两府的不得已历史选择，除了支持国家统一可以作为唯一共性的爱国主张外，对于国家价值、国体制度就只能各自表述和捍卫。我们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国家吗，宪法第一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党章总纲明确“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国家是永不可背叛的，而作为政党对人民则应是谦卑服务的，两者合二为一就都至高无上了，那么现实存在于一个中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台湾现状统治应该怎样包融到完整的国家解释中去；我们是民族主义国家吗，显然更不是，1998年印尼发生大规模反华***，我们曾以印尼华人为华族，华族不算中国人为由置若罔闻，可见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很难写出一个完整的不容外部质疑的解释。所以，有些问题我实在无法说，有些关于国家的问题现在只能搁置。在中国说爱国，就像《老港正传》里的老左后来的明白，“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上周国家主席***展开对日国事访问，访问次日《新京报》发表了学者刘柠题为《以日本为师助推中国改革》的文章，对于该文这里不做评述了，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崛起之路上确实为中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即是明治维新时日本因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制度体系而成为亚洲最早开化的现代国家，而却因没有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而酿下了三十年代后的军国扩张后果，直到二战战后这些现代精神才植入日本，及今重返大国行列。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快速崛起，而精神文明不能及时同向发展时，危机往往就已经潜伏了下来，何况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还仅是在这30年中大量吸收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甚至连现代制度体系的引进也非常不足，更毋庸说现代价值观与政治体制，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今的改革甚至还未及明治维新的地步。

今天是母亲节，今天我看到的最可笑的消息就是李汉秋教授倡议，“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都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流淌着本民族文化的血液，承载着本民族精神。当中华儿女吮吸母亲节的文化乳汁时，这位母亲代表却是洋妈妈。这样的事是不宜再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有如此觉悟的老先生怎么在自己的博客上给自己挂的是一幅西装领带的头像，他又如何解释为什么五千年我们要到今天才由你来倡议设立“中华母亲节”，而你认为“不宜再继续下去”的这个母亲节却已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95年并为各国仿效，难道您老先生就不为传统文化中一贯忽视人民而羞愧。坚持特色往往会像脆弱的爱国一样被拿来做借口，当市民驾驶着自驾车驰上中国自建的世界第一跨海桥却为向大海小便，你该看到我们的物质文明与我们的精神空虚已是多么可怕的反差；当你意识到海峡两岸两个同文同种却不具共同归属感的群体一旦陷入激烈军事冲突将何等惨烈，你该想到这样的前途也许不是和谐而是德比；当你看到广州万人空巷喜迎圣火那高举国旗激情的脚下却是被践踏的国旗，爱国是那样的瓷性。

母亲节，谨以此文寄予祖国母亲。

昨早收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阿登的豆邮，意外获悉前日的一篇日志被节选刊载在当天的报纸上，这下好，省了自己和读者在上面这张纯属娱乐的漫画上对号，我就一朝踏进普世价值下的一拨人里了^^节选的标题，众论版编辑林涛也已经写好，叫《面对西方，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虽然有点胡紫微，但我还是基本同意，不过如果要说得更明确点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中国先要大声说出自己的“价值”。

何谓价值观，即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观点，它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按照我国词典编撰的分工惯例，分为用来解决阅读古籍时关于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识性疑难问题的《辞源》，用来解释现代词汇的现代汉语词典，以及以字代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我依次翻阅了这几册中的条目，结果发现，在中国，“价值”这个词不仅古代没有，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解释。

在《辞源》“价”下没有“价值”的条目（见最新修订本第0183页）；

在《新华汉语词典》上对“价值”的定义有两条：①政治经济学中指凝结在商品中的生产者的社会必要劳动。②通常指用途或重要性：有价值（见最新版第468页），这和《新华字典》上的解释只字不差（见第10版第217页）；

在《辞海》中，“价值”条目的解释与《词典》同样一致，不过就政治经济学部分解释得更为详尽，释义为：“①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二因素之一。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社会联系的反映，不是物的自然属性。商品要用来交换，各种商品之间必须有一个可以比较的共同基础。各种商品之间必然有一个可以比较的公共基础。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它们的具体劳动性质不同，无法比较。只有撇开劳动的具体特点，化为抽象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形成价值，才能相比。未经劳动加工的东西（如空气）和用以满足自己需要、不当作商品出卖的产品都不具有价值。价值通过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表现出来。②引申为意义。如：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见1999年版第266页）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不属于一般价值，可以忽略。而以“用途”、“重要性”、“意义”释义“价值”，就像许三多对于生活的口头禅“活得好就是活得有意义”，等于什么也没说，总不能一个国家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就许三多这点水平吧。

也许你沉醉于丹在CCTV上传播儒家的“和合”思想，也许你以为那是可跨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理，但你有没想过不仅这些“快餐儒学”未必得儒学精髓，甚至就连我们今天所谈论它们使用的汉语也未必是我们祖宗词汇的本意，比如人权，比如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国际问题，这些词汇竟然统统来自日语。我们必须现实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的语言自上世纪初起就已经对于向世界解释我们不足用了，我们的价值理论落后了并且说不清了。

我不知道“价值”这个词的来历，但我可以确凿的是“价值”在汉语里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就再没有其它确定的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来源于我们的政治观（注意，“政治”一词也为从日文转口）一直即是动态的。最近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就是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描述：“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式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典型体现。“摸着石头过河”，即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中国今后的体制框架如何，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当然在政治领域里也就没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于是中西方就出现了彼此最深刻的矛盾，西方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神本政治模式，《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一句话，“上帝创造的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强调在造物主下的人人生而平等，把自由作为普世价值，于是自由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包括它的法律所规定的对自由的限制也必须是为了保护自由，而其比较体系也因此是横向的，即更自由的为善，不自由的为恶；但中国则自古则为天子奉天承运的人本政治模式，相信纵向的体制高下，不仅表现在要求下级服从上级，人民支持政府，强调大一统的同心同德，这就要求下级要放弃自由追问、探索和大胆创造的态度，而成为更能接受的容器，即使在历史观上也是如王朝更替、政治斗争采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衡量善恶的标准并非自由，而是为“忠”、“义”，而这“忠”、“义”因王者不同，又始终处于动态的政治中，所以便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价值观可以诠释，所以词典里也找不出“价值”也就理所有因了。这就造成中西两种体制本身就很难妥协，一边是西方基于自然法的横向体制，极力推进其全球本体论的自由“民主化”扩张，另一边则是延续纵向体制下人本政治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强化中央集权缔结对其支持的巩固，两种价值战略无法避免产生矛盾。

不仅如此，两者在意识形态斗争上也采用了基于各自不同价值的手段。今天我在看一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孔寒冰就近期事件的评论《西方必须拆除对华傲慢之墙》，这个标题很中国化思维，用墙来做防线抵御一直是中国善用的对抗办法，比如古时的长城，现在的GFW，而西方惯用的并非是墙而是扩张与渗透，结果就形成中国表面大一统下的墙内内斗不止而对外中立求和，西方却是内部不掩饰辩论并在辩论中达到妥协而外斗扩张不息。美国这一国家的名字就很表达它的普世价值，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不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类更体现民族性，因此历史上不会出现一支叫美利坚的民族却不影响美利坚同样能成为强盛的国家，美国正基于这个政治和地理都很含混的概念从开始的13个成员的版图，以自由多元化的治国理念可以不断扩张、改造，甚至可以不必限于美洲地域，及今成为一个国家总统的选举虽只有其公民有权却相当世界领袖的选举。倒是中国对付这样的渗透、扩张，选择的则是墙思维下的民族主义，最近一段时间的中国同西方的冲突，彼此就是采用了这样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手段。不可否认，在中国固有历史和现况下，以民族主义对抗西方压力，也是唯一最现实的办法，但对抗的目的应该不是较出高下，而是要找到一个彼此的制衡点。怎样制衡，结论就不得不又回到价值选择上。

我认为我们必须同样解决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即我们要说让世界听得懂的话，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其实作为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与我们的理想并没有绝对的对立，无论全球化还是民族主义，谋求自由是彼此的共同点。但倘若我们因本身现行的人本纵向政治体制受维持大一统与实际利益多元化的自我矛盾，用既是舶来的现代名词做着解释又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就很容易给别人造成误解和揣度。比如假使我们把和谐讲述为“一个世界，一个梦想”而忽视多元化的兼容对话，把民主强调为“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而不能迈进民权高于政权，假使我们把民生只看重完善公共设施而忽略了民有诉求可以反映、民有利益可以争取、民有批评可以发表的言论自由，把价值视为无私奉献而不是鼓励人性和创新，以及当我们的国家已经强盛，我们需要也必要扩张我们的影响力时却又不自觉掩饰或表达不清我们的真实意图和发展方向，采用“价值中立”，只会反为西方看作暗藏玄机。如果这样，那么这样的民族主义便不能容纳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价值，就无法让两个本已无法避免矛盾的战略找到彼此平衡点，即使再激烈，别人也不会理解，不会信任，不会妥协，就只会是一种微弱和无效的抗争，进而在紧张中造成恶性循环。

“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必将震撼。”这句名言出自的正是一个法国人，200年前的拿破仑。据记载，拿破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基于他在流放圣赫勒拿岛时从其身边做事的中国仆人那了解了中国人。旅法作家勒内·韩曾以此写过一部小说一度成为法国的畅销书。这位作家在写作中通过阅读有关当时回忆录渐渐发现，“尽管各自地位有着天壤之别，日常生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但这位盛名显赫的病者与默默守护着他的卑微侍仆之间，心灵慢慢相通了。”其实就像这个故事，抛开对意识形态的维持，其实人性内心对于自由的追求都是一样的，是可以相通理解的。当我们从封建社会的典故里已经找不出用来解释当代政治的词汇，却仍相信那个用来维持的旧体制，那是不是该做出一些割裂而使被我们掩饰的现代化国家价值基础被摆到桌面上来。作为普世价值的自由相对四德三纲（即仁义礼智的天理和君臣等级制度）或许会失“礼”，但可以使一个社会得“理”，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当我们有一天告诉世界我们并不只抱有石头，我们拥有怎样的蓝图与实践蓝图的步骤规划，我们不只有长城，我们“首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不只敬朝贡，我们同样自古也有民自化、自正、自富的“天人合一”的自由主体理念，当我们割裂了与封建专制的襟袍而真正走入共和，我们就能把自己的价值明白地表达出来而让世界知道我们同样是追求程序、开放、民主、自由的。同一个世界可以承载多元的梦想，同一个世界注定拥有一样的根源，那个oecumenicus就是自由。

但愿未来的人们在追述这届奥运会的时候，不会是这样描述的，以一个流亡喇嘛策划发起的，某些西方媒体极力配合的，最终由中共主导的一场泛世界范围的解放思想或统一思想大讨论。倘使这样，何需鸟巢，人民大会堂很管用着。

今天突然被人问起是否“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我实话实说我同意这个提法。后来谷歌一下结果吓自己一跳，原来原话出自外交部部长杨洁篪12日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回答，杨部长说“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不由有些失语。

中文确实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这个我确实可以给杨部长证明。不信你去书店找任一本哈里波特的原版书，拿来与相应的中译本比照，你就能发现中译本明显要比原版薄许多，不仅如此，在联合国发放文件时，作为工作用语之一的汉语版也必定是所有语言版本中页码最少的。要写成我这样的博客，你只需要和我比，我至今甚至不能全部读出3500个汉字，而大学四级的英语词汇要求为4200个，六级要求掌握5500多个，即使高考也要求达到4000个，但也就像我，虽然大学毕业也按规定拿到了英语证书，但几乎很少能写作一篇像样的英文日志，而我学英语仅仅比学中文语文少了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两年。

有研究显示虽然中国儿童花在学习读写上的时间要比西方儿童至少多两年，但中文只需掌握2500个汉字左右就可从容解决几乎所有读说写应用，字数达66万字的四卷本《***选集》也总共用到不过2981个不同汉字，而英语仅每年就会新增单词1000个左右，同时又有一些旧词同时消失，这就像汉语字典几乎可以千年亘古不变，而英语字典却往往是一边匆忙付印一边又有新词冒出旧词消失。所以有人比喻，学英语就象买鸡蛋吃，很快得到，很快吃完，得经常去买；学中文就象养鸡，要吃到鸡蛋，花的时间长，但鸡开始下蛋时，一直有鸡蛋吃。

中文不仅容易学，也极易被控制，比如我浏览很多语言的网站，却至今只在中文网页上见到有“关键字过滤算法”被应用；中文容易学，但是中文却不容易用得优美，就像杨部长在招待会上能说出“仰夫子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抑或温总理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都不是认识了几千个方块字就能达到的意境，不光我听着找不着北，估计外国记者更会被撂倒不少，不过在英语世界的政要演讲里似乎就很少有像这样引用古代语言来阐述当下主张的，而且中文极含蓄，“我爱你”基本只在电影中被使用。

但这十分正常，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达到完美的地步，就像任何社会也不存在完美一样。据估计，目前世界尚存有五六千种语言，但仅在这个世纪就又将有一半消亡，200年后，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中文自起源至今已存在了8000多年，足证明它具有深厚的科学性、先进性和优越性。目前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就是中文，同时中文与英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法语一道作为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如果以“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来说明中文的优越性则有点啼笑皆非和逻辑混乱了。虽然汉语是各种语言中使用人数占世界总人数比例最大的，分别是汉语25%、英语8.4%、俄语5.7%、西班牙语4.8%、阿拉伯语2.7%、法语1.6%，但使用范围最广的却是英语，这和汽车行驶究竟应该靠右还是靠左一样，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一种文字后包含的影响力所决定的，即使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根据一项统计表明联合国各类原始文件采用工作语言的使用比例分别依次为，英语80%，法语15%, 西班牙语4%, 俄语、阿拉伯语和中文三者合计1%。由于受价值观取向和言论自由度影响，目前欧美选择学习日语的人数也跃居于中文，而且网络用语中也是日语超过了中文仅次于英语。

如果按杨部长的逻辑，那么俄罗斯女农民瓦西里耶夫娜就一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因为她一生里有69个人选择她作为自己的母亲，在1725年至1765年40年期间，这位农妇一共生儿育女27次，计69人。这其中包括16次双胞胎、7次3胞胎和4次4胞胎，69胎中有67个子女生存下来。但或许这样说也许更符合逻辑，“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我不很聪明也能使用中文给你一个啼笑皆非的回答。”

但无论怎样说，中文确实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这点真的不假，这点——我给杨部长证明，我给杨部长证明……拼命摆手，做谷子地状。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效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人民没有不满意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媒体关于“两会”的会场报道今天在温总理记者见面会后终于落下帷幕。个人认为见面会传达了一些亮点，比如温总理主动提出本届政府会把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对“很少涉及的”公共财政问题，作为未来5年的执政决心，充分体现了总理一再强调的“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从政信念。而反观一些记者提问却因受干扰显然没有以往深刻，英、美、德、法、印记者都重复提问了有关西藏的问题，这使让人不得不想，难道除此有如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监督、中国目前的阶层利益冲突和在社会鸿沟下如何解决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等等等等的问题都可以忽略了吗，看来这世界还是讲求意识形态的，不仅我们缺乏务实精神，老外也一样。

相比较早时候结束的政协会议，人大显然收获更丰。作为特定时期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协制度之后一直作为促进统战的政治工具，在新时期更扩大了参政议政的分配职能，在这次会议上就有108名政协委员便依此联名表达反对山东济宁建设涉及300多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意见，但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则更铮铮有词地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标志城肯定要建，这也许是政协目前存在现况的最生动写照。而随着新时期我国“在消灭了阶级后”的社会阶层状况发生根本变化，政协委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些由委任的委员们中这次就有被质疑是否该从所处的利益集团出发提交提案的，如首富张茵的降低富人税负提案，有被指术业有专攻所以只好拿着正确的废话来滥竽充数敷衍了事的，如巩汉林委员关于“开展审美情趣教育”、杨澜委员关于“节能建筑”等等等等，有与人合影来者不拒回答提问统统不知的那位“爷爷太伟大了，我不可能像他老人家那么伟大”的“毛委员”，参政能力被受质疑，估计我也快比他伟大了。

选票产生的人大代表显然更能体现以天下为己任。但也有人也担心这些来自基层的“阶层代表”在会议上面对党政官员又是否把基层的“下级心态”也一并代表进了会场。于是乎一些代表只在电视上即兴唱山歌，连央视《焦点访谈》主编自己也疑惑，代表近三千，会说的能说的敢说的多了去了，但为什么在电视上，这些天却总撞上“好报告！报告是个用事实说话的好报告！”这样的大话。就算不能人人在电视上露脸发声，尤其是广告费动辄十万百万的黄金时段，为什么还是老听到来回来去的背课文念台词？于是乎主会场外“哪里是共商国事，民情！全是企业、政府顺关系，理人脉，再加上引荐新人，会场外，以茶代酒，好不热闹！”（两会采访记者秦楓博客语）当然，我相信，或许媒体们在场时是这样，但不对媒体开放的内部讨论上，我们的代表们应该还是能以天下为己任去抢着发言，而且会相当尖锐和激烈的，因为把矛盾藏到门里面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会场或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和谐，不仅是代表也是代表所代表的人民已经接受的传统，我们一贯没有透明的意识和感觉。

但是，这个能解决问题吗。正确的废话只能使在会后众多部门只好浪费时间誊写既有的政策措施作为答复，说实话我上午就在开接受此类人大议案建议政协提案的交办会议，我十分痛心有些该提的反没被提出，提到的却早已在实施当中。“下级心态”是塑造不出提案人的思想高度的，而一贯来只在“两会”上履职的这种“非专职化”代表、委员机制不仅使监督变得薄弱，而且自身也难免不能切实表达出自身作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利益。试想，当代表的职业身份是官的时候，你怎么指望他“自己监督和批评自己”，当代表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时，你又怎么期待这个已把当上代表的荣誉感看得超越了自身应具的责任感，平时就是各级官员“管”的对象，会在行使职权时不投鼠忌器畏首畏尾。

且不说面对一张173人的大名单要从中圈出161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座的代表是否能对其中每个人把名字和简历对上号起来，就算面对厚达数百页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要研究，还要讨论和表决，英国就因此设定上院每年开会天数在140天以上，下院每年约180天左右，日本每年国会会期为150天左右，而美国国会两院的会期更长，每年开会日平均300天左右，法国自1995年起为9个月。而数量是他们十几倍，会期是他们十几分之一的我们的代表、委员们因一者身为兼职，二者无明确选民以保持密切联系，自然难免到了会上，对于立法问题就拿不出像样的草案，对于重大决策只能提一些无关痛痒、莫名其妙的意见与建议，而且大多数意见与建议还过于个人化，既缺乏民意基础，又缺乏学理依据。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很难发挥民主的中介作用。这样的机制也自然导致一边是人大、政协的“精英”门槛越来越高，而另一面则“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思潮在民间也同样崛起。

其实，这些问题的越来越清晰暴露已经越来越敦促当下推进政治题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诚如温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要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成功之后）也要思想解放”。我们完全支持政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也完全没有必要谈民主而色变，一党制下的各阶层实现真正共同参政不是没有可能摸索出一套完善的操作办法和运行模式，我们充分理解不根据国情的孤立的民主，全盘西化式的民主肯定对于解决中国实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问题在于，假若我们只是一味停留于强调“有特色”而又一直树立不出自己的价值观，同样注定将成就不了有价值的民主，反而容易循进怪圈中滞步迷失。这次的大部制改革结果未如预期成为“两会”的亮点很说明了问题，其中原因，一是当前民生、民意的焦点确实盖过中央政府的一次渐微推进的机构调整，二是从5年前的28个部门改革为本次的27个部门，缰绊于旧有利益机制中而无法有力突破现有体制框架，不能在制度创新下的高喊思想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谈。

今天的“两会”结束伴随着深沪股市再度重挫，沪指跌3.96%，深成指跌5.44%，几天前，市场经济、股份经济和产权改革的最早倡导者韩志国教授就痛批管理层错失救市良机，以致股市走到重大危难时刻，而这次“两会”亦是否抓住了一次以解放思想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确保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顺利前行的良机呢？今天又是“全国爱肝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勇于改善机体营造出新鲜血液，才能不断力挽狂澜“挽救革命挽救党”。

原本不打算写这篇日志的，虽然周六我一整天都在关注台湾立委选举和另场在上海发生的散步购物事件，但今天我拿了一坨新华社主管的报纸在翻，标题尽见《台湾主流民意摒弃“台独”》之类，不免还是觉得有话要说。个人觉得对于台湾问题应该更理性务实客观地评论，以意识形态刻意突出片面的一部分都是不够真实的。

确实，国民党赢得了这次选举，而且赢得相当漂亮，完全可以用完胜来形容，根据当天晚上中选委公布的结果，在立委113席中，国民党赢得81个席次，执政的民进党仅获得27席，另外的座席分布分别是无党联盟3席、无党籍1席、亲民党1席。一个在位8年的执政党竟然一朝回到自己20年前草创时的水平，实在有些不睹，说连底裤也输掉可谓一点不过分，但这只是颜面的底裤，对于根基，或者叫民进党的基盘应该讲还远未到崩盘的边缘。

从两党在此次得票率上的比较看，远没有在国会席次分配上悬殊，选举中，国民党的得票率是53.4995%，高于上次立委选举得票率32%二十出头个百分点，民进党是38.1704%，同样高于他们上次的得票率35%，至于席位上的悬殊主要一是受约选制因素，由于这次是首次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的选举办法，使得投票成为重在基层的巷战式一对一PK，对于基层组织建设来说，一个创党不过20年的民进党无论怎样对比已在台湾存在60年的国民党明显是吃亏的。而民进党大败的第二原因在于，并不是国民党变得超级厉害了，而是民众借选举在惩罚陈水扁。过去8年来陈水扁在总统之位上的贪腐表现和民生衰落，加之其诸如利用玩弄统独意识、去蒋化的过激表演，早已使得民意渐失，尤其是“去蒋化”，虽然“两蒋”在台湾成为某些势力用于打压的籍口，但几乎至今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可以摆脱受蒋氏的影响，昨天是蒋经国逝世20周年的日子，蒋经国席地吃盒饭的场景，让现今国民党大位候选人马英九心甘情愿效仿了8年，而陈水扁虽然嘴里嚷着“去蒋”，很多做法也都是效仿蒋经国，只不过学走了样，这一切也使得这次立委选举更演变成为一场实际意义上的执政信任投票。如果说8年前民进党上台成亦阿扁，那么今天民进党竟在执政期间一朝落魄成为街头党乡村党的局面，实则败亦阿扁。

关于这次选举，如果仅仅以“台湾主流民意摒弃‘台独’”来陈述台湾的选情进而分析台湾的现状是不严密也不严肃的。其实从这次选举中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观察到以下多个方面：

第一，二次反思的国民党卷土重来。国民党的第一次全面反思是在撤出大陆以后，突出表现在蒋经国执政后在台湾七八十年代推行了一系列重在改善民生的建设方针，如1973年起的台湾十大建设，缔造了作为亚太四小龙之一的经济腾飞神话，从蒋经国执政到他去世，台湾人均GDP从154美元上升到2344美元，这是一个飞跃；而国民党的第二次反思应该是最近这下野的8年，国民党失去政权的这8年也使我们看到，一个政权在放手抓经济的同时如果不及时顺应潮流开放民主实施政治改革必然也是要还债的，况且蒋经国在其执政后半岁月里已经意识到这点，79年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也即是后来从这一事件中涌现出如今的民进党骨干，当时即使军方都提出对于抓捕的施明德等事件参与者可杀，而蒋经国仅仅在会上说了一句话“散会”，及后晚年的蒋经国又从自己随身的英文翻译马英九那得知“戒严”一词在英文中的表述为“martial law”，也即是没有法律的意思，老人家认为这样的表述与台湾现状不符，于是又在有生之年解除戒严，更开放了报禁、党禁，但即使如此，40年的专制使国民党被抹上扼杀民主的形象以致在其后失去政权，但同时又使国民党再次获得反思的机会。当这次选举时，俨然国民党已经脱胎成为以民主反对专制的代言，而8年前作为民主化身的民进党却因主政期间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如今反沦落为贪腐，用挑起种族、族群的偏见和仇恨，用暴力、抹黑、谎言建立铁幕的另个专制者形象（连胜文语），败如山倒。明言自己不愿卷入政治，也不会在未来加入国民党的蒋友柏在其博客《白木怡言》里对国民党有这样的评述，“中国国民党虽然丟掉了大陆，却成功地把‘自由民主’的文明制度在台湾扎根。虽然表面上看来这样的说法很讽刺，但从历史文明的进展角度来看，造成政权转移的‘错’，却奠定了今天台湾‘民主制度’的‘对’。”这样的思考角度还是较客观与正面的，只是不知道国民党自身是否有这样的使命认识，当然国民党也确实逐步在这8年里实现着从改革到团结到茁壮到走向执政的四部曲。

第二，民生考量大于意识形态执政。民进党一贯擅长打意识形态牌，虽然其高层中如陈水扁、谢长廷分别在担任台北和高雄市长期间都有不俗的政绩，但是民进党大部分党员经营素质一般，特别像内阁中如“上杜下谢又连庄”（把“三只小猪”列为成语的教育部长杜正胜、在新闻发布会上演RAP的新闻局长谢志伟，还有教育部主任秘书庄国荣）之流，仅仅以强调自己为台湾主体意识的代表，一味抬高台独意向，把“统独问题”用来作为遮掩主政期间造成台湾经济失去活力、停滞不前的盾牌，选举事实证明只是民进党领导人过于简单的一厢意愿，只能证明一切想以强化意识形态达到执政地位巩固的想法与做法都是幼稚的，甚至暴力的，只会将自己沦为民意中的专制化身。作为大多数台湾人来说，要尊严也选择务实。从客观分析看，民进党在促进台湾民主过程上还是颇有度量的，能够在明知新选举办法可能对己党造成不利选情的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给予布施，毫无疑问是自信的，只是其过于自信于意识形态能高于民生，自信得王世坚了。事实上在任何制度形态下，对于民众而言关注的皆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病老养要多于政治上的纷争，在民生遇到劫数时，所谓的省籍、***意识形态都已经不管用，就像选举当天台湾《联合报》发表的评论所讲，“今天醒来，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安，或对台湾的现状感到不满，甚或对下一代的未来充满忧心，你可以做的事，就是到投票所去，用选票表达你的意愿。”此时，选民的需要才是选票的来源，选民、人民的第一需要和第一选择还是民生，而不是空洞的意识形态。

第三，台湾民主仍有改革空间。周六对于华人世界而言，应该是值得纪念的，真像之前所述的，如果说首次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结果看作国民党的获胜，不如看作民意的胜利更确切一些，在一个受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影响的从来人民被剥夺参政权力的环境里让人民真正有通过选票说话的权利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仍应看到这个选举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如对小政党入立委所设门槛太高的现实，需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五才可分配席位，如两大政党不仅在这次选举还有紧接的总统选举中比拼党产的现实。这样的现实造成的问题就在于，一是对政治的监督失衡，有刻意制造两党轮值的痕迹，对小政党设立高于民主社会入委高得多的门槛标准只能限制监督。选战中几个参选政党所做的电视广告，无疑制作最好的是李登辉的台联，提出的口号是“本土监督”，而与台联同样在选举中得票率同样超过百分之三的新党提出的竞选口号同样是监督——“正蓝监督”，根据德国的选举法，小政党入委门槛只要得票率超过2%，一般都不会要求超过3%，而且有些国家是根据选票不设门槛分配席位，台湾选举法设定过高的入委门槛极不宜小党或第三势力的参政监督；二是党产问题。真正的民主只有当主要政党都没了党产，每次到选举需要用钱时要向选民募款，那時候，选民才能做真正的主人。到那个時候，才能说选民是真正的公司CEO，而政治人物（或严格说是政治从业者）是“公仆”，因为每逢选举，人民不只发给他们薪水（募款），表现好的还可以给红利（选票）（蒋友柏语）。但无论怎样，台湾的民主选举已经是为华人世界迈出了实行真实民主坚实一步。

第四，大陆对台获得务实机遇。相对好斗的陈水扁，国民党选举获胜确有助改善两岸关系，但正如我为何面对尽见《台湾主流民意摒弃“台独”》之类标签不得不写下这篇日志，因为我以为现在硬要把国民党在立委选举获胜跟“有利统一”拉上关系，是不符合现实的看法的。从历史纠葛回到现在的存在，现在最合理的状态即是美国在中台关系上的立场，那就是基于“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然而就是这个“现状”，大陆的表述仍一直是陈述历史，规避真正的“现状”，但谁又都清楚“现状”到底是什么。一个名叫叶琳娜的俄罗斯人最近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人要随地吐痰》的文章刊登在环球时报上，里面说道，“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随地吐痰，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做，随时随地。我真是怀疑，中国人是否意识到这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成为民族灾难……”，而中国的灾难不仅有“随地吐痰”，还有“二元性”矛盾，举个例子来说，就像中国在私人领域和非正式场合里，人们往往采取一种甚至比西方还要“放任”的态度，如酒桌上的“黄段子”或手机上的“黄段子”泛滥，而在公开场合，中国是包括台湾、香港华人世界里唯一要求放映清洁版《色·戒》的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同样存在“二元性”的表现，记得两年前，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就已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网站将台湾与中国并列为国家一事，入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起诉该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此案一度轰动一时，但2年过去了，这个案子竟然以黄浦区法院法官的一句“这个案件属于重大疑难案件，我们正在研究”，结果一研究就研究了两年，连是否立案都没有答复。原因就在一方面中国宪法序言已明确“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各国与中国建交公报上的“一中立场”往往只能表示为“没有两个中国”、“没有一中一台”，但默认北京和台北各是两个政治实体，只是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所谓的真实现状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两岸事实分治。统一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这次无论是立委选举后还在竞选大位的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他在声明会跟中国和平相处、友善谈判时强调，“但主权独立现状要保护，这是民进党的坚持，也是谢长廷的坚持，台湾现状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哪怕国民党大位竞选人马英九，在他博客阐述“为什么我们推动返联***”的理由时也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列为第一条理由。但这次选举也使我们看到，台湾对于大陆在经贸、三通上的需求将在今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都将比过去8年得到更好的促进，因为之前就有SARS过后大陆通过开放香港购物游使香港经济两周得到复苏的先例，而进一步的政治对谈、统一议题等决如指望台湾单方面会有所突破，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大陆也以坚持意识形态打压的做法，更只能是比陈水扁还不如。统一是互动的过程，除非选择暴力征服这种于民族大不利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两岸经贸互热、和解共生与对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切实加大大陆自身实行真正政治民主的前提才会有所可能。就在台湾立委选举的次早，我就收听到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电台里用英语安抚香港市民要对2012年尚不能实施普选予以理解，结果当天香港又爆发了要求普选的市民游行。最最尴尬的还在即使臭名昭著的陈水扁在选举当天催票时也不放过拿香港做为引证归顺中国而致使民主停滞的话柄，讥讽“香港人要选一个特首，十几年才有这样的机会，至于立法会的立委委员，还要等多久，没有人知道。”香港人对此有说对的，也有说错的，但他们认为错只在从1997年回归到2017年获得选特首的机会，不是十几年，而是二十年半。不妨做个比较，从政权而言，就算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香港是廉洁高效的特区，台湾是滋生贪腐被禁止的国家；从目前人民看，中国人不存在普选日程看洁版色戒，香港总算有了普选日程，虽然遥远一些但可以看完整版色戒安慰，台湾人正在看着完整版色戒并享受普选。所以影响统一的关键只在做得了主的中国政府或台湾人民，而不在中国人民或台湾政府。说到底，台湾对于中国的心理距离实际取决于台湾人民对于中国政府的看法，取决于中国政府对他所指的全体人民是否给予真实的信任并以诚信换取互信。知道兄弟是靠不住的，不是在看了《投名状》之后，而是在当年彼此喊话“共军弟兄”和“蒋军弟兄”时就沿袭的。现在有了机遇，就看大陆肯否把握，肯否将国家利益、国民利益真正置于政党利益之上。

第五，政治全球化预示到来。台湾立委选举后，无论胜利的国民党还是惨败的民进党，党魁们做出的是相同的举动，深深鞠躬，用连战的话来说，对人民要像饱满的稻穗一样低头，用谢长廷的话来讲，没有弯下腰，就没有办法听到土地的声音，“台湾土地给民进党警告，我们都听到了！”；台湾立委选举后，两党在总结中都提到一个词，“谦卑”。马英九说只能高兴一个晚上，还要时时谦卑地把人民放在头上，记得在野时的艰辛，记得执政者是怎样会失去政权，一直保持戒慎的态度，谦卑地冲击未来，谢长廷称，“民进党要谦卑反省，没有时间悲伤流泪，大家要擦干泪，因为选举还没选完”。无独有偶，之前刚刚结束的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美国总统初选上，选民们也使用了相同的单词——我希望选一位对世界“谦卑”的总统。2008年会是一个开始，一个再变革的开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我们即将迎来的将是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序幕，而这次序幕已经从开年各国选举中反映出的相似性中体现出来。我预言这次全球化要比柏林墙倒塌那年来得更彻底，覆盖更广，不分制度，不分地域。2008年的美国初选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变革的声音，《纽约时报》题为《让一切从现在开始》的社论中称，要“结束这种不民主的体系——对新总统的选择过多依赖于由未必能代表全国的选民在1月进行的无约束力投票”，而投票点的入口调查也显示，半数选民对候选人带来变革的能力是他们最在意的因素。也许我们都会背诵笛卡尔的名句“我思故我在”，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下半句“我在故上帝在”，上帝貌似对每个人都是同一个，但归根结底上帝存在取决于每个动态的人民，所以变是源，变是永恒。同理，人民在故国家在，国家在故政权在，政权的存在也同样取决于他的人民，而不是威权统治所理解的靠维持执政就可以同化人民，凌驾人民。马英九说，台湾必须改变。大陆也必将会在未来几年内迎来政治全球化的荡击，要求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这是人类成熟的标志，何况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体制现在还只相当于欧洲1850年到1880年的水平，对改变就更加迫切，这是不容忽视和打压的事实存在。

第六，“马谢之争”前景仍难预料。还有不到70天的时间就将迎来3月22日台湾第12任总统的大选，届时是将出现成全立委选举后的既成新利益集团，演绎西瓜靠大边的西瓜效应，还是出现民进党高度危机下所哀兵一搏的钟摆效应，依然难于预期。从数据看，这次国民党得票是501万张，民进党得票361万张，对于2300万台湾人中拥有1700万选民而言，差距并不是十分巨大，加上这次民众所表现出的是以选票狠狠惩罚陈水扁，而制造出结果一是国民党的大胜，二就是谢长廷正好借机可以与陈水扁割袍断意，也许台湾的选民就会马上发现这次惩罚已经矫枉过正，因为国民党赢了超过2/3立委席次就已经取得了“通过弹劾总统案、罢免总统案的完全主导权”，加上无党联盟等泛蓝盟友的5席，达86席，超过3/4，更跨过“通过修宪案交公民复决之权”，也许再产生一个随时可能被罢免的总统即使能一座到底，也会因朝小野大政令不通，一事无成，但倘若一党独大，特别是当行政、立法、地方县市长重权集于一党之身终也是把双刃剑，对民主无益，所以不难预测在总统选举中必然有在这次立委选举中投向国民党的选民回流至民进党阵营，况且国民党虽经过两次反思，但一些陋症顽疾还依然存在，如黑金、贿选政治，尤其不能低估的是马英九这样的好好先生对谢长廷这样一位本就擅长逆境求生又比陈水扁务实的对手两者是顺水推舟还是否极泰来，客观说都有平手中险中求胜的机会。其实就从我个人看，由于马英九在***等问题上之前一直被民进党牵着鼻子走，加上倚重中间路线而使其越来越模糊界限，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选战中依然会处于被动，而且就台湾选民看就算谁做上大位都不易使台湾短期走出目前的困境，何况大陆也应该清楚马英九并不是那个握手的连战，谢长廷也不是被惩罚的陈水扁。当然，除此外选战还时时充满突发的不确定因素，最近就有曾成功预测过旧金山大地震的美国通灵人物伊莉莎贝（Elizabeth Fotinopoulos）预言下月马英九可能遭到行刺，但不会死，而谢长廷必须注意健康，陈水扁会在移交政权后离开台湾，而总统选举也将出现混乱，可能选举隔天、甚至10天后都还没有当选者出来。事实上，据说马英九已听信预言从上月10日起开始自费多聘请5名贴身保镖，而谢长廷也专门出具了自己的健康证明，只是有人指谢长廷出示的是不入流的高雄民生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为何不是国泰、台大这样的权威医院，加上谢长廷无论在扫街还是以往辅选中都没有上过宣传车亦被怀疑确实存在健康隐情，是否真如预言会出现一场大乱仍扑朔迷离，也许一切都与选情一样，只能是有钱难买早知道，万般无奈天知道了。

但无论怎样，要说，恭贺台湾！发自由衷的恭贺。上个周六注定是会被写入华人历史的，这不是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民主的胜利，在一个很久失去民主精神的文化里，民主被重新培育出来。那些以嘲讽式的语调写出《选举过程乱象不断》、《为求一票无所不用》的，有否自问过自己是否施民于民主，又是否生于民主，不要再奢谈儒学，事实上那早已成为专制者用以维护专制的工具，不要忘记古代中国的哲学里还有与儒抗衡的道学思想，“和光风尘”，寄中华文化水滴纳入全球化之海洋才是真正的和谐之道，才可永恒而不干涸。当穿着婚纱的台湾新娘喜悦得把自己的选择投进选举箱，此时在我的感受是对台湾人的尊敬，台湾人在华人五千年率先写出了“人”字的一捺。

芝麻馅儿，上海人叫“黑洋酥”，用黑洋酥做馅儿的汤团是我最爱吃的，因为甜。过年只要回上海，初一起早就要吃黑洋酥汤团，后来知道山东人吃汤团得等到正月十五，叫吃元宵，又及昨天知道原来厦门人也吃汤团，却在今天，冬至。吃汤团是厦门人过冬至的习俗。

上海人过冬至我好像没多少记忆，碰巧今天海内有位冬至生日的朋友在那说了一通冬至的典故，什么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汉高祖刘邦沿袭下冬至吃狗肉，以及江南水乡冬至之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乡风，原来各地对冬至都异常重视，《清嘉录》甚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因为自古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气。而这个冬至我觉得更该谈谈厦门的芝麻馅儿，因为这个冬至不是上天，而是厦门人在2007年岁末给这个国家真正带来了福气，这个冬至也因厦门人，我第一次有“冬至大如年”的感觉。

这是一个纷繁的一年，这一年出了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出了山西洪洞黑砖窑，出了济南红钻帝国，出了陕西镇坪县华南虎，也出了厦门PX事件，而即将落下帷幕的厦门PX之争则为这个可称之中国公共事件元年划上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这个圆满不仅仅在于前天《人民日报》在重要版面刊登长文称：近日举行的PX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座谈会上，市民代表八成以上投下反对票，各方专家意见倾向一致：在海西地区择地迁建，是一个上上之选。暗示顺应民意的迁建已成定局；这个圆满更在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开始失效，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时代已经到来。人民在长大，人民在崛起，人民在人民共和国真正开始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把权力轻易任由在人大、党代会上沉睡的代表拍手举手表示接受单向统治。“彼此‘训政’和自我‘训政’，未来可期，公民时代可期。这，才是我们民族最大的幸运。”方舟的评论恰如其分。

这是里程碑式的事件，而促进中国走向政治民主的动力除了我们已拥有起和不断壮大地从无产阶级走向中产阶级的市民力量，同样也因为我们拥有了互联网，拥有了博客。从公民记者到打虎网民，从六一厦门散布到济南是否下雨，网络成为汇聚民意民智民力的渠道已经形成，作为个人已经有办法自发组成一个言论与立场的“集体”，在这个集体里，公众获得了自己寻找答案、作出判断的自信，同时也找到了一种新的发言方式代言这个“集体”，网络已经与社会现实大面积对接，网络的自由言论正在以非常严肃的姿态参与现实社会、公共事务中来，虽然目前这种组织形式还有被动、临时的缺点，却也有随时启动、灵活简省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组织形态适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环境，具有长期存在的能力和不断生长的潜力。九个月来一直以博客跟踪PX事件并获得德国之声“2007国际博客大奖赛”最佳中文博客的连岳在他的PX事件终结篇里表达了对于《南方都市报》这篇题为《行动者，有希望》的观点的认同。厦门市民以他们的集体担当，告诉其他公民：权利，只有行使，才叫神圣！

我记不得是谁曾这样说过，人只分为两种，一类唐吉珂德，一类哈姆雷特；一类行动派，一类思想派。但我清晰记得海涅曾说过这样的话：“肉体有时候似乎比精神看问题更深刻，人们用脊梁和肚皮思考往往比脑袋思考更加准确。”海涅所以嘲笑了哈姆雷特，而赞扬唐吉珂德。他对唐吉珂德的呼唤其实是对行动的呼唤。哈姆雷特的痛苦集中起来就是“思想呢，还是行动？”结果他在思想除了变得精神忧郁还是最终失去一切，失去了欧菲莉娅，也最终失去了自己。

我们要做行动派，哪怕仅仅只能用博客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当你还沉迷于于丹的说书，你是否想过她为何在CCTV说了《论语》便跳过儒教正宗《孟子》而直接开讲《庄子》，因为其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与和谐的阴柔之美格格不入的民主阳刚动力，你有否想过唐代佛教鼎盛，三教并列，思想开放，霍去病放马阴山踏平匈奴，而及宋代独尊儒术，在一统思想下，人是读书越多，学问越做越大，然而政权却越来越虚弱，民生越来越痛苦，唐代以后，汉族对外战争就总是输字当头，北宋被金所灭，汴京沦陷，南宋被元所灭，陆秀夫抱着皇帝跳海，及至明朝再被满族灭亡。思想并不是越深刻就越有力量，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全世界所谓的思想，他就会更加的优柔寡断，更加地担心思想实施可能失控的严重后果，而这就会令自己放弃应有权力；思想并不是越统一越社会和谐国力昌盛，如果皆以“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我们就将愈加自陷于封建模式，越封建，就越是缺乏行动的能力，越加会使共和沦为统治与被统治，计划与被计划，命令与服从的专制。厦门人用行动证明，人民能够说“不”！说“不”赢得权利，民权高于政权。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每一个民意都是平等尊严的。

因此，请向厦门人致敬，并请为厦门人投上一票。这个冬至我也买了一包黑洋酥汤团，厦门人的冬至带给我过年的感觉。今夜芝麻馅儿的厦门特别甜。

90年前的今天，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但随着16年前，前苏联解体，克里姆林宫顶重新升起了三色国旗和悬挂上双头鹰国徽，一个问题就无可避免地一直纠结着俄罗斯人——几十年前的十月到十一月，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十月革命到底是场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之后波及全球范围的一场政治大败局的开始，如今的俄罗斯是延续了哪条发展轨迹，当然不会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那么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是一次对历史错误的拨乱反正。

今天的原十月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已不再叫这个称谓，早在叶利钦时代这个日子就被改名为“和谐和团结日”，至普京又从“军人荣誉日”改到“莫斯科红场阅兵日”，似是而非。出生在前苏联的一位法国科学院终生院士就认为，如果没有十月革命，那么现在的俄国已是世界最强的大国，并且相信俄国将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俄国会成为东方的英国。那么，真的会是这样吗？

重新推演历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历史也常带着宿命论。几百年前，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一盏混浊的油灯下写完充满奇异色彩的《诸世纪》，其中就有对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生存时间的预测，“她的国家以从未有过的荣耀屹立于世，但，这面旗帜也只飘扬了73个年头”，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1991年在前苏联发生的震惊世界的“8.19”事变，并在仅仅六天后苏共正式宣布解散，苏维埃在苏联历史上寿终正寝，这个寿命仅比预言多存活了不到一年。也许我们真的可以看作这是场历史的宿命，但是其中包含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而这个必然因素不是其它，正是俄国在共产主义发生前和发生后两次出现的专制主义自觉断送了一个时代，甚至连交替的形式也显得非常类似。

专制使君主立宪无法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他的父亲被刺杀了，他和他的俄国面临选择。当时作为俄国十九世纪知识分子代表的列夫 ·托尔斯泰就曾和民意党进言皇帝以善报恶，施以仁政。俄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良知，这个良知可以表现为一种正义感，追求真理的勇气，表现为有正义意识。托尔斯泰就认为自己拥有土地、财产、农奴，便是一个罪人，他在五十岁写下《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坐牢。历史的命运，往往就系于一念之间。这样的声音，如果亚历山大三世接受和执行了，那么沙皇制度就将体现俄罗斯的救世主义，体现基督教的拯救意识，就没有人会反对他，俄国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但是非常可惜，亚历山大三世无情地拒绝了，也封死民意党人和托尔斯泰在民意和道德上拯救俄罗斯的可能性。民意党人前赴后继地刺杀，这其中就有列宁的哥哥，列宁后来领导十月革命之后，1918年，把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全家逮起来处死，我们可以想象这当中的联系。其实俄国王朝在统治的时候完全可以听取公开的劝告，深刻地反省和思考一下，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俄罗斯帝国就完全可以延续下来，事实上就连列宁直到1917年1月，罗曼诺夫王朝结束前的一个月，甚至他也没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能到来的这么快，当时46岁的列宁甚至还在跟人说“我们这些老人可能不会活到看到革命的决战了”。恰恰是因沙皇专制自行断送了延续了304年的统治王朝，那年米哈伊尔大公不愿接受权力，人民厌战，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恰巧提供了革命机遇，十月革命不期而至。

专制使共产主义无法在俄罗斯历史上延续。布哈林是十月革命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前苏联宪法的主要撰稿人，他本身是有多方面才华的大知识分子，他本人非常富有人情味，品行高尚，但他后来死在斯大林的手里。布哈林是1938年3月14日和其他17名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地下室被枪毙的，他曾经有一封信让那时自己年轻的妻子背下来，信不长，说我布哈林从18岁开始，就为俄国的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我现在命在旦夕，在无产阶级的斧头面前，我不低下我的头。现在党已经被引入歧途，我呼吁你们，未来党更年轻的、更加公正的一代领导人，在你们的历史使命上有一项庄严的任务，就是驱散笼罩在党头上的（专制）阴影，我相信历史的过滤器，必然会洗去我头上的污秽。可以看到，在列宁后的前苏联，专制就一贯盘踞在苏共的领导体系中。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急于1929年提前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消除其他政党和党内反对派，开始搞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更加严重。斯大林不仅实行个人集权制，而且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是违背民主共和的原则的，使苏维埃带有君主专制的色彩。斯大林过世以后，赫鲁晓夫又继续了斯大林的体制，还是搞党政合一。赫鲁晓夫胡乱改革使得他在1964年10月被迫辞去党政领导的职务。接替赫鲁晓夫的勃列日涅夫又搞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当时勃列日涅夫因不能够兼政府总理，他甚至想了一个新的办法，去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他又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扩大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主席的权力。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这种体制又经过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一个68岁接班，一个73岁接班，都是老人病夫治国。前一个执政一年零三个月，后一个执政一年零一个月。所以前苏联在这两年零四个月之内，三易其首，直至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班，专制主义已经使苏共病入膏肓。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一样的仓促和自行自绝，1991年初苏联全民还刚通过公决拥护苏联的存在，仅仅数个月，戈尔巴乔夫就于8月24号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联***自行解散，到年底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又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这样苏联也就亡党亡国亡制了。

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意味着十月革命的最终失败。我记得在一篇关于当时的文章里有人描述，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太太，安娜，布哈林的遗孀，已经84岁了，这个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老泪纵横。你想她是什么样的心情？她为她丈夫的冤案奔走了六十年，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战友们，为俄国的前途、俄国的命运奋斗将近了一个世纪，流血牺牲，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可以说，不管是旧沙皇俄国，还是新的苏联，当然它们的崩溃、解体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听取、不能接受，更没有采纳俄国最有良知、最有智慧、最有献身精神的那些人的建议、他们的劝告、他们的警戒，专制是导致他们崩溃的历史必然因素。

从苏共下台不仅没有造成世界性的灾难，实际上所有国家都分享了苏联解体的历史红利证明这不是反动，而是一场推动。这之后十几年里，人类GDP的增长是1.8倍，前苏联的解体让柏林墙一夜消除，东德、西德实现奇迹的统一，哪怕及至将来“欧洲合众国”的出现，也都可算作受益于前苏联解体所赐。从这点而言，十月革命只是开启了一场从沙皇专制走向共产主义专制的事变，因而无法提升到“革命”，所以即使被称作无产阶级作家，前苏联文学的创始人的高尔基在称呼1917年11月7日俄国发生的事件时，也从未使用过“革命”这样的词眼，而冠之以类似“事变”甚至“政变”这样的用词。

我们一代接触十月革命，是从那句经典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的。那么作为一贯以俄为师的中国，回顾“十月革命”九十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道路，我们又能汲取哪些经验教训。我翻看了今天的各大党报，提及“十月革命90周年”就如平常年份抗战胜利日提及抗战胜利一样少，事实上“十月革命”已经不再在中国被神化和理想化。诚然，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但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和上世纪初的革命目标已发生了天壤变化。我对照了中共在“二大”上制定的第一个党章和刚刚上月“***”上通过修改的新党章，那时党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现今的党章中“无产阶级”已替换为“工人阶级”，同时指出阶级斗争还在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消灭对象不再是私有制和剥削，而是“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当然，还有不变的就是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依旧是实现共产主义。

我知道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虽然我对于这篇同名论文有不同见解（上、下）。因为乌托邦是关于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制度的思想，从古即有，从中国古籍中形容的大同世界，抑或从西方的《圣经·旧约》开始，它依然是要建立一个国家，而共产主义是最终消灭阶级差别和使国家的消亡。实现共产主义这条道路远比乌托邦要走更长，要花费更多时间，任重而道远。

今年的中文网志年会这个周日在播放别安乐队的《长城》歌曲中结束，谁都知道其中所表达的意思。中文网志年会被称作理想主义的聚会，理想主义是知识分子的特征，其成因源于人类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性——人性。如果当年沙皇听取了知识分子托尔斯泰的声音，如果列宁之后是布哈林这种真正的有人类意识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弊端，对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认识的大知识分子掌握了政权，那么也许那个帝国，也许那个社会主义政权会走得更长久一些，但历史现实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后选择了专制道路的社会主义苏联，就像今天社会学家们所评论的那样，“俄国的社会主义距离封建主义比资本主义距离封建主义更近”，其结果当然只能导致它无法再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倾听公开发声的，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幸事；相反，如果公开发出的声音不被倾听、不被接纳、不被好好对待，那么这个国家的危机就很深重，就走不长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身上。知识分子要求的有时并不多，也许也就是能自由编撰自己的维基百科，也许也就是像我这样一边听着《国际歌》，一边在这样一个日子，谈点自己对于这场事变所带来启示的认知。

苏联解体之后，只有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若干历史教训得出的基本经验结论。苏维埃已经灭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人性和民主就须先为前提。

 

 

第三篇：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说真真切切的中国话开始

据青岛新闻网报道，上周济南市公安局召开“7·18” 特大暴雨抢险救灾表彰大会，给在抢险救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济南交警支队和历下公安分局泉城路派出所各记集体二等功，给市中公安分局白马山派出所等６个单位各记集体三等功，给历下公安分局泉城路派出所民警林楠等６名民警各记个人二等功，给槐荫公安分局１１０中队民警刘虎等４７名民警各记个人三等功。读着这样高调的消息不知是喜是忧。

就拿青岛和济南比较，网上有篇文章叫《拒绝灾后自省比一雨成灾更令人心痛》，文章说，同样是18日，同样在山东，同样遭遇特大暴雨的袭击，青岛城区却没有发生类似济南那样的积水奔流成河。据当地媒体分析，除了青岛山城地形和靠海优势外，“最早的排水系统是由德国人铺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个系统起点较高，最初的设计即为雨污分流制”。而济南市政城建人员透露，即使应付普通暴雨，为让携带泥沙的水流顺利排走，管线至少应该在500毫米以上。而玉函路等处的收水管均在300毫米左右，差距甚大。没能及时更换的原因，被认为是“承平日久，也就懈怠了。”暴雨中，济南市民表现出中国人的N种死法，“历城区数人被冲入窑头河死亡；天桥区10人溺水或被水中漏电电击死亡；历下区1人冲入河沟死亡，水中遭电击2人死亡；槐荫区3人水中遭电击死亡……”，而且谁都知道其中孙佟遇难前其未婚妻曾“李佳拿起电话拨打110求救，但接线员表示爱莫能助，‘警力现在全派出去了’；面包车继续下滑，再拨打119，一直占线。”（本节引号内所引资料均出自《南方周末：济南暴雨黑色3小时》）所以说仅将责任推卸给“不可抗力”的天灾是说不过去的，而以高调的表彰来匆忙挽回和树立形象也是可能适得其反的。听说灾后有群众自发在私家车系上黄丝带悼念至今未公布姓名的遇难者，被济南交警叫停，理由是阻碍视线，我看这样的表彰行为才是阻碍视线，阻碍群众看到我们党执政能力的视线。

我们的政府已经习惯在“灾难”中树立形象，几乎所有灾难遇救人员的第一句采访都会公式化的记录为“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包括这次河南陕县支建矿难的营救报道上，这是国外救灾报道中所少采用的，灾难中另个与国外不同的在于国外常有高官对灾难引咎挂冠，而我们只要党风廉政过硬平时宣传到位就鲜会发生这样情况，这就是有彼此不同国情所决定的。国外“部长问责”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姆寺体系”（Westminster System，源于英国的议会内阁制）。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适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其理由在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公务员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按既定规章调处。在“西姆寺体系”里面，部长遇上任何问题，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战，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由于有这么巨大的负担，内阁各部就得加紧监督下属，保证不出乱子，不让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这套“二官分途”的原则已经成为了民主国家共有的金科玉律。

而我国国情不同，部长、省长们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也不是民选总统自己任命，中国的文官制度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务员制度，理论上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是有政治任务的，所有层次的官员也都有政治责任，大家讲政治的结果就是不必“刑上士大夫”，大家讲政治，也就结果造成各级从一开始就要顾及政治形象，要一开始就保持和谐局面，甚至要求群众也讲政治讲形象，不制造和传播不同声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在日前播出的CCTV《新闻会客室》中受访时就直言，中国一些地方官相信，地方上发生“不好的事情”，90%能“捂住”，只有10%问题会“倒霉地”被披露出去。这就使从地方开始一些官员就习惯以“阴谋论”看负面新闻，以传统的敌我思维、阶级斗争思维看待外界或者公民报道“不好的事情”，提倡互联网执政，这与当前的国际社会发展是相违背的。

1923年，美国伊利诺伊州法院在审理《芝加哥论坛报》因报道芝加哥市政府破产的新闻内容失实一案时，曾在最终宣布《芝加哥论坛报》无罪的判决书中写道：“宁可让一个人或报纸在报道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得使全体公民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和腐败的政府。”即使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现在也在不断开始自揭家丑，在解释原因时，CIA公共事务主管乔治·里特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应该是人民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督人民。即使是CIA这样的强力情报机关也不例外。”被法新社列举为“20世纪最具推动力和影响力10大人物之一”的就有公民报道者德拉吉，他的网站Drudgereport甚至排名在《今日美国》和《华盛顿邮报》之前，“今天德拉吉报道上的谣言就是明天《纽约时报》上的新闻。而红钻在济南被抓却让中国网络言论的红线模糊不堪，当一个普通网友跟贴参与讨论都会被抓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除了风花雪月和五毛党人将没有安全的角落，没有说话的地方。

什么才是好的政治形象，我们即使不评论济南警方该不该抓红钻，当我们合上或看完《哈里·波特》却发现在日志或论坛里打不出执政党和领袖的名字，伏地魔一定不是童话里好的形象。从人民民主专政到实现民主国家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总理的回答是一百年。外国人惊讶为什么以反犹太人、屠杀犹太人而臭名昭著的纳粹魔头希特勒居然是犹太音乐家的“狂热粉丝”，收藏有大量的犹太音乐唱片，且在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偷偷听犹太音乐家的作品，这是前几天《泰晤士报》上的报道。但对于我们很好想像，专制者都有这癖性，江青把电影戏曲只搞剩了只有八台样板戏，自己却钟爱内部放映西方电影，据说她还曾为《鸽子号》里相爱的男女在水中拥抱的场面所感动，说如果是她，她也会跳进水里扑向自己的爱人。这件事情是作为江青的一条罪状在后来公布的。一贯表现出反美的金正日，其实是喜欢乔丹的狂热的NBA球迷。而我们的领导们同样一边屏蔽着境外互联网和电视，另一边却是各地官员如火如荼热衷公款“出国考察”，去年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副检察长徐文艾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被芬兰边防局官员以伪造邀请信函为由拒绝入境，丢丑丢到了国外。

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进步。种种这些都已经比国民党在台期间实行了38年戒严体制要好的多，那时候据说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在台湾也成为禁歌，理由是君会意指毛主席，实际上毛主席到本月才莅临台北：）但国民党自所以在台湾生存下来而不像苏共一样变成亡党，关键在于在20年前解除了独裁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党禁，正是国民党推动的民主进程给了国民党新的机会。如果国民党坚持在台湾威权统治，那么一旦这个政权被台湾民众推翻的话，国民党就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现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它还有自新的机会，它还有重新通过选举赢得政权的机会。而反观苏共，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执政的Communist party，虽然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中与人民群众患难相依，执政之后，也应该说，绝大多数党员都在不同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精神风貌。但理想信念缺失、脱离群众等情况也同样滋生，作为长期一党执政，所处的环境必然发生根本变化，干部可以成为从校门、家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而不用操心脱离群众会有夺取政权时期的生命之忧甚至选票之忧，而利益驱使他们只需要向能提拔他们的上级负责，而不是向群众负责，而因为群众的监督却可能阻碍他们的仕途，这样反成为了他们的客观对立面而采取压制手段，这样的机制下去，苏共又哪有不亡的道理。所以这样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警示。

能否说真话，已经成为一个关乎会否亡党的重要政治问题，讲政治的人其实都已认识到，但关键是怎样去做，是堵的办法还是疏的办法还是加速推进民主，广开言路。让群众说真话，同时自己说真话，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才有希望。看着国税局网站上针对《福布斯公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第三》的批驳，叶檀女士显然哑然他们是否尊重了民众的智商。多讲点真话吧，我们需要敲钟人，请不要把敲钟人逼成无言的掘墓人。

党国呵，求给你的子民以讲真真切切中国话的权利吧。

中篇：从简化到过滤的中国话

自解放后，中国话一直就进行着深刻的改革，主题是不断简化，无论是之前于1956年和1977年两次推出《简化字方案》，还是发展至今朝着语言过滤技术发展，也就是与时俱进的关键词屏蔽技术，出现了像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这样勇攀语言改革高峰，攻关不畏艰攻书莫畏难的企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由此为中国话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少写笔画少说话。

其实不仅当代，从近代起中国话就渐渐减少了衍生新词汇，但由于客观世界还是不断发展，从而出现了日语向中国话倒输的现象。大家都知道一千多年前，大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遣唐使、遣隋使，将先进的中华文明，包括语言文字带到了日本。日本从此正式开始了使用文字记载语言的历史。而到近代，社会制度的桎梏作用同样反映到语言发展上，特别像清朝的文字狱，台湾的戒严和中国的文革，结果使得汉语里的许多常用词汇只能是借用日语外来语，比如“干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句话，里面所有的用词就全部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还包括人权、人口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教育问题、国际问题等等这样的词汇，详见这里。所以在博客和非母语国家，日语应用广泛于中国话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把近代发生的革命风暴比喻成济南突降的大雨，你就能理解出现这样的中国话语言问题是很自然的。一方面人民像“红钻帝国”一样他们无法从官方语言里找到让自己可信和共鸣的言论，所以只得借鉴自己认为可以相信的外来思想，比如马克思主义等，而另一方面当时的统治阶级又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禁止这些言论的传播，当然不会在中国话中创新这类词汇。彼此公信是要靠一定氛围营造出来的，你能想像7月9日济南刚刚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这样的恐怖事件，而主谋竟是当地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而凶手是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三大队原副大队长，群众的信任怎可能立刻恢复，所以才使“红钻帝国”“只信我身边朋友对我说的话”，何况银座商城据我所知平时每天的客流量就在6万人次，半个小时即被倒灌河水淹没，“红钻帝国”当然有怀疑的理由；而近期网络及资讯也恰出现一些不实信息，从北京的“纸包子”到北大女生自称被湖南州长强奸案，再及史上最恶毒后妈把女儿打得狂吐鲜血，以及北大女生国外裸奔，先后都被证实不实或由当事人澄清，警方便本能地祭出在非常时期掐阻不利信息传播的做法，两者冲突就造成“红钻帝国”因一句话“我朋友的老八(爸)在银广的一个专柜卖场，她今天亲口给我朋友说的，你们银座死了多少人”而被拘留。

中国话管说话叫聊天，孰不知天本来就是一个敏感话题，哪怕新华网出了《北京城区伏天意外飘雪 有5分硬币大只持续5分钟》，连忙也即有《气象部门称北京日前下雪说法不可靠》的反驳，而且听毛向辉说“据说上海市报39度以上的高温要经过市委书记同意”。所以聊什么都好，最好别聊天。

中国话有信息单向性，也就是说，一般上级说的话不会错，下级的话只有转换到上级口中说出才不会错，而在没有转换之前就不是台面的话。所以即使中国话在逐步简化和过滤，但各级领导的讲话却越来越显篇幅巨大，而且具有不容质疑的真理性。而一言堂的后果就是再大的洪水不怕，再多的伤亡不怕，但不容许追问，更不容许质疑，哪怕仅仅是像“红钻帝国”这样一个弱女子的追问和质疑。因为，再大的洪水淹不掉乌纱，而来自民间的顽强追问，却可能使“百密一疏”的失职行迹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时事评论家笑蜀在评论济南暴雨与红钻帝国事件时认为，“每当灾难降临，他们本能的反应不是全力救灾善后，而是全力封杀悠悠众口，口里念着‘以人为本’，心底却把自己的个人得失进退，看得比灾难中逝去的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更重要”。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祸根。

中国话有传递特定性，也就是说，即使是真相，但也有告知对象的限制，上级告诉你的，你不一定能告诉大众。上个月最后一天，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奇洛·安东尼奥尼与世长辞，安东尼奥尼其实生前是个左翼亲中国的电影导演，早在1972年就受中国之邀来文革中的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当时给他提供的摄影器材甚至包括周恩来的敞篷车用于拍摄，然而电影拍成后却受到中国八亿人民的批判，认为其在电影里讲述上海时认为其繁华是在解放之前就已建成的，而挖凿红旗渠的农民则表现出挂着疲惫的神情，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还专门出了一本书《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直到80年代后文化部的一个出访团曾为此对老爷子私下道歉，结果老爷子当即相当高兴，在放映前就在台上把这消息告诉所有人，说已经尽释前嫌，谁知话音还未落，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员就集体起身退场，这又让老爷子一头雾水。其实就像安东尼奥尼在那部电影结尾用中国话描述的中国：“中国在开放它的大门，但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基本上不为人所知的国度。我们只是看了它一眼，古老的中国有这么一句谚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中国话有阶层特权性，也就是说，各级说话的空间和所需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比如四年前非典发生前期，卫生部部长在电视上说北京没有SARS，北京是安全的，结果这样的不实通报也只是导致其离职，事后的官方解释是“对疫情数字统计不准和故意隐瞒有本质的不同”，但作为草民“红钻帝国”就不会那么幸运，虽然专家认为传播小道消息和散布谣言也是有本质的不同，但她依然没有逃脱被拘留的处罚。

中国话还有个特色，就是谐音，这可能是唯一表示出中国话与其它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的一面，同类意义的几乎就采用相似的声音，如“香”和“祥”都是美好的，如“丑”就与“臭”发音相似，还有，“和谐”与“河蟹”同音……

鲁迅先生在七十多年前写就的《忆刘半农君》，居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万全足以防身的表达句式——“今天的天气哈哈哈……”，当“红钻帝国”被抓第二天，论坛出现一条新帖《7·18济南下雨了吗？没有吧！》，当《7·18济南下雨了吗？没有吧！》的新帖下面满是“表示没有下过”的跟帖时（截图），不知道被刺痛的人会是谁？也许在不断屏蔽与压制后，有天我们真只能借靠这些加密软件用脑残体来发表和阅读网上日志了…… 椹厠鎬濆垪瀹佷富涔夈€佹瘺娉戒笢鎬濇兂鏁欏鎴戜滑锛氬湪鏃犱骇闃剁骇鍙栧緱鏀挎潈浠ュ悗锛岃鎺ㄧ炕鐨勫湴涓昏祫浜ч ... 鍓嶆暣涓嫃鑱旂ぞ浼氶兘鍏呮弧鈥滃彶鎵€鏈椈鈥濈殑鈥滄畫蹇嶁€濆拰鈥滀笉姝d箟鈥濓紝璇攽鏃犱骇闃剁骇涓撴斂鐨勭ぞ浼 ...

上篇：在网络上使用中国话是一种高危行为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那天我在听这歌时就想，中国话在世界上的地位到底高到了有多高？

在博客世界，根据博客搜索网站Technorati今年4月5日发表的《Live Web状况报告》称，日语再一次成为发表博客使用的最多的语言，日语所占的比例从上一次报告中33%提高到了37%。其次是英语，所占比例从上一次报告中的39%下降到了36%。此外，排名前十位的语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意大利语超过了西班牙语，排名上升到了第四位。波斯语首次进入前十名。汉语虽仍旧排列第三位，但只占8%。换言之，在现实世界里中国人是日本人数量的10倍，即使在网民数量上，中国现也是日本的1.7倍（据调研机构comScore的7月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为9150万。日本网民数量为5370万），但在博客世界，日文博客却是中文博客的4倍还要多一点。

在现实世界，排除全世界十几亿人在说中国话这样的评判干扰，这些都是自己人，我们以第三国美国为例，在美国，第一语言是英语，第二语言是西班牙语，再往下排又是日语，中文少有出现在前三位，但是却不会缺席在提示语上，比如从加州的山景城到维切斯特的轻轨残疾人座位上用来书写提示语的就只有两种文字，一种自然是英文，另一种就是中文，提示语内容是“此座位特别为残疾人及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所设。”学者分析，虽然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话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推广中国话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障碍，一是眼下中国话的出口如同中国的廉价产品一样初级和野蛮，它以中国的建筑工人的劳物输出为通路，辅以各式各样的中餐馆，另方面虽然语言本身没有文野之分，不过中国人却能将自己的母语刹那野蛮起来，鲁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国人到了美国也还是念念不忘公共汽车上的厮杀传统，在店堂内高声喧哗，中国话倒是字正腔圆，这样的语言谁敢去学。

如果后种美国人已经给出解释，那么前种，我想这几天也有了解释，那便是在网络使用中国话是一种高危行为。

国新办应该再没底气说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抓，因为就在“7月18日过后，大明湖依旧明净，趵突泉依旧跳跃，千佛山依旧秀美，泉城广场依旧敞开那宽阔的胸怀。济南的新一天又开始了”不久，一位之前在济南花园路圣菲雅婚纱婚庆影楼（该影楼坚持否认）工作的23岁李姓普通女网友“红钻帝国”却因21日13点多至22日13点一天时间在舜网用中国话发了200多个回帖而在7月23日遭警方拘留。据警方称，该网友“7月21日至22日注册网名‘红钻帝国’在某论坛恶意散布谣言，意图在群众中制造恐慌气氛，性质较为恶劣。”拘留“红钻帝国”是因为回贴内容有“明显的唬人噱头，营造了暴雨过后的恐怖气氛，里面有灾害造成多少人死亡的虚假信息”而遭举报，确切讲是遭她质疑地下超市进水而可能淹死人的济南银座商场高官报警而被拘留。

不知列位有否发现其中的蹊跷。首先，红钻帝国并非在7月21日至22日才注册，而是7月16日下午注册，而且在“7·18暴雨”前就已经在跟贴，反倒是当时在论坛辟谣和与她论战并警告她“真相你永远不知道，把你抓起来理由很充分！”的人都是新注册的；第二，论坛数据显示“红钻帝国”其间并未发表过相关内容的主贴，而只是和当时许多网友一样引用一些传言在表示质疑，那么这些传言从何而起而来，主犯不逮反逮从犯是否公正；第三，即使“红钻帝国”的跟贴从客观上有助推谎言的传播，那么主观上则是“红钻帝国”本人对这些所谓“谎言”的坚信不移，信谣传谣和造谣本来就有区别，即使按拘捕她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也必须具备“扰乱公共秩序”的客观结果，而“红钻帝国”的言论充其量只是引起了舜网论坛的一场辩论，事实本可以越辩越清，再就是银座商场高官的震怒，而济南市依旧“新一天又开始了”，不知道当地警方不愿透露“红钻帝国”发贴内容，“理由是担心帖子内容再次引发社会恐慌”，到底“红钻帝国”说了哪些比暴雨还厉害的中国话；第四，至今我们看到关于济南这场暴雨的善后报道，统计数字依然停留在“34人死亡，6人失踪，171人受伤”，济南不是荒郊僻壤，即使不去怪罪没有公布死亡者姓名和死因，那么失踪6人为何至今没有下落，而政府部门却对一场不足180毫米的降雨造成甚至超过日本一场7级地震伤亡的后果仅以“再完善的下水道也无法承受如此强度的降雨”一语蔽之，没有道歉，反对抓个网民这样积极，形成鲜明对照。

网络上因此也凭生出许多有趣的段子。有网友列举娶“红钻帝国”的理由，就说，一在婚纱影楼工作的女孩一定是靓女，哪怕是最普通的服务员，老板都会选漂亮的，那里绝对没有恐龙；二在BBS的女性比例非常少，特别是有一定政治色彩的时政类BB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