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d Talk - 魔派部落

“开会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效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人民没有不满意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

媒体关于“两会”的会场报道今天在温总理记者见面会后终于落下帷幕。个人认为见面会传达了一些亮点，比如温总理主动提出本届政府会把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对“很少涉及的”公共财政问题，作为未来5年的执政决心，充分体现了总理一再强调的“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从政信念。而反观一些记者提问却因受干扰显然没有以往深刻，英、美、德、法、印记者都重复提问了有关西藏的问题，这使让人不得不想，难道除此有如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监督、中国目前的阶层利益冲突和在社会鸿沟下如何解决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等等等等的问题都可以忽略了吗，看来这世界还是讲求意识形态的，不仅我们缺乏务实精神，老外也一样。

相比较早时候结束的政协会议，人大显然收获更丰。作为特定时期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协制度之后一直作为促进统战的政治工具，在新时期更扩大了参政议政的分配职能，在这次会议上就有108名政协委员便依此联名表达反对山东济宁建设涉及300多亿元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意见，但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则更铮铮有词地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标志城肯定要建，这也许是政协目前存在现况的最生动写照。而随着新时期我国“在消灭了阶级后”的社会阶层状况发生根本变化，政协委员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些由委任的委员们中这次就有被质疑是否该从所处的利益集团出发提交提案的，如首富张茵的降低富人税负提案，有被指术业有专攻所以只好拿着正确的废话来滥竽充数敷衍了事的，如巩汉林委员关于“开展审美情趣教育”、杨澜委员关于“节能建筑”等等等等，有与人合影来者不拒回答提问统统不知的那位“爷爷太伟大了，我不可能像他老人家那么伟大”的“毛委员”，参政能力被受质疑，估计我也快比他伟大了。

选票产生的人大代表显然更能体现以天下为己任。但也有人也担心这些来自基层的“阶层代表”在会议上面对党政官员又是否把基层的“下级心态”也一并代表进了会场。于是乎一些代表只在电视上即兴唱山歌，连央视《焦点访谈》主编自己也疑惑，代表近三千，会说的能说的敢说的多了去了，但为什么在电视上，这些天却总撞上“好报告！报告是个用事实说话的好报告！”这样的大话。就算不能人人在电视上露脸发声，尤其是广告费动辄十万百万的黄金时段，为什么还是老听到来回来去的背课文念台词？于是乎主会场外“哪里是共商国事，民情！全是企业、政府顺关系，理人脉，再加上引荐新人，会场外，以茶代酒，好不热闹！”（两会采访记者秦楓博客语）当然，我相信，或许媒体们在场时是这样，但不对媒体开放的内部讨论上，我们的代表们应该还是能以天下为己任去抢着发言，而且会相当尖锐和激烈的，因为把矛盾藏到门里面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会场或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和谐，不仅是代表也是代表所代表的人民已经接受的传统，我们一贯没有透明的意识和感觉。

但是，这个能解决问题吗。正确的废话只能使在会后众多部门只好浪费时间誊写既有的政策措施作为答复，说实话我上午就在开接受此类人大议案建议政协提案的交办会议，我十分痛心有些该提的反没被提出，提到的却早已在实施当中。“下级心态”是塑造不出提案人的思想高度的，而一贯来只在“两会”上履职的这种“非专职化”代表、委员机制不仅使监督变得薄弱，而且自身也难免不能切实表达出自身作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利益。试想，当代表的职业身份是官的时候，你怎么指望他“自己监督和批评自己”，当代表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时，你又怎么期待这个已把当上代表的荣誉感看得超越了自身应具的责任感，平时就是各级官员“管”的对象，会在行使职权时不投鼠忌器畏首畏尾。

且不说面对一张173人的大名单要从中圈出161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座的代表是否能对其中每个人把名字和简历对上号起来，就算面对厚达数百页的政府财政预算报告，要研究，还要讨论和表决，英国就因此设定上院每年开会天数在140天以上，下院每年约180天左右，日本每年国会会期为150天左右，而美国国会两院的会期更长，每年开会日平均300天左右，法国自1995年起为9个月。而数量是他们十几倍，会期是他们十几分之一的我们的代表、委员们因一者身为兼职，二者无明确选民以保持密切联系，自然难免到了会上，对于立法问题就拿不出像样的草案，对于重大决策只能提一些无关痛痒、莫名其妙的意见与建议，而且大多数意见与建议还过于个人化，既缺乏民意基础，又缺乏学理依据。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很难发挥民主的中介作用。这样的机制也自然导致一边是人大、政协的“精英”门槛越来越高，而另一面则“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思潮在民间也同样崛起。

其实，这些问题的越来越清晰暴露已经越来越敦促当下推进政治题体制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诚如温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要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成功之后）也要思想解放”。我们完全支持政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也完全没有必要谈民主而色变，一党制下的各阶层实现真正共同参政不是没有可能摸索出一套完善的操作办法和运行模式，我们充分理解不根据国情的孤立的民主，全盘西化式的民主肯定对于解决中国实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问题在于，假若我们只是一味停留于强调“有特色”而又一直树立不出自己的价值观，同样注定将成就不了有价值的民主，反而容易循进怪圈中滞步迷失。这次的大部制改革结果未如预期成为“两会”的亮点很说明了问题，其中原因，一是当前民生、民意的焦点确实盖过中央政府的一次渐微推进的机构调整，二是从5年前的28个部门改革为本次的27个部门，缰绊于旧有利益机制中而无法有力突破现有体制框架，不能在制度创新下的高喊思想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谈。

今天的“两会”结束伴随着深沪股市再度重挫，沪指跌3.96%，深成指跌5.44%，几天前，市场经济、股份经济和产权改革的最早倡导者韩志国教授就痛批管理层错失救市良机，以致股市走到重大危难时刻，而这次“两会”亦是否抓住了一次以解放思想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确保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顺利前行的良机呢？今天又是“全国爱肝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勇于改善机体营造出新鲜血液，才能不断力挽狂澜“挽救革命挽救党”。

一个星期前方便面涨价百分之二十的时候就想写这个题目，这一周看到越来越多日用品的价格在加快上涨。大前天，杭州早点全面涨价，肉包从1元涨到了1.5元，涨幅高达50%，小笼包子从5元涨到了6元，馄饨从3.5元涨至4元，喉口包子从3元/10只涨到了4元/10。从昨天起，SISLEY、娇韵诗等化妆品牌的大部分产品价格又上调了10%左右。杨锦麟不久前还在调侃内地菜场什么都涨就是豆腐不涨，这不是提倡我们老少爷们“多吃豆腐”，结果这两天我发现豆腐也涨了，原来卖7毛一盒的现在卖8毛。这钱像贬值了一样不经用。

而另一边，昨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又走高77个基点，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收7.5660，交易员分析，随着美国财长保尔森访华为市场注入了敏感因素，估计近期人民币将有陡峭式上升的想象空间。统计表明，今年上半年人民币相对去年底已升值2.46%，如果人民币维持这一步伐，2007年底人民币汇率将达到7.4211，即年升值4.92%。最低估算升值率也不会低于4%。这钱又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升值。

也许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内地的老百姓来说，汇率只是数字上的变化，但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却也同样面临着矛盾，一边是去美国、香港，等额的人民币相比以往可以兑换更多的美元、港币，在境外购物可以比以前更加便宜，而另一边却是如，在美国普林斯顿可以购买到包括花园绿地的一套300-400平米永久产权别墅的美元，拿到中国换成人民币，在深圳也许连300-400平米好一些的公寓都买不到。

人民币到底是升值了还是贬值了。

就在方便面全线涨价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研究经济工作，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确实两年至今，涨价已经从起初的原材料蔓延到几乎所有消费品，猪肉之后是鸡蛋，北京超市的金龙鱼涨一成，上海便利店的酱油就涨两成，宋国庆预测，现在进入的第三季度CPI将会达到5%，而CPI指数达到5%，正是国际上通常认为视为出现通货膨胀的标准。于是我们听到了一个越来越被频繁使用的名词“流动性过剩”，说白了，就是“钱太多了”，钱多了自然就会贬值。那么这“太多”的钱又是从何来的呢，答案似乎也很矛盾，因为国际资本认定人民币低估了，钱将要升值了。

近几年国际资本市场通过美国政府等种种渠道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升值，中国也不得已在2005年走上了人民币渐进升值的道路，而随着人民币宣布的汇率浮动空间频繁扩大，在巨大的套利空间诱使下，国际资本则更加猛烈扑向中国，仅今年一季度从国际资本市场流入中国的热钱就高达700亿美元。我国的外汇储备也随之从2003年的4000亿美元急升到目前的超过12000亿美元，足足放大了三倍。

问题在于中国内地外汇是不能直接使用的，因此所有外汇均要强制按官方汇率兑换成人民币。那么你可以计算得出，就算按人民币1:8汇率，那么2003年以来累计因外汇增长而被动增长的人民币就达64000亿元，计算公式为（12000-4000）×8，如果再按3-5倍的乘数效应，也就是用于投资后的钱生钱，则其间导致市场上增加的人民币货币供应量就达19.2万亿-32亿元之多。最低的计算结果也几乎超过了2006年中国20.9万亿元的GDP。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货币和准货币（例如货币基金或国库券）加起来总共是34.6万亿元，通过上述分析就可以计算出，其中绝大部分的货币供应都是由于外汇流入所引发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宏观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由外汇的流入或者说由过剩的流动性所主导。最新数据表明，至今年6月末，这项货币和准货币的数额又已增长至37.78万亿元，同比增长幅度17.06%，其中狭义货币供应量余额为13.58万亿元，同比增长20.92%，为2001年的新高。

那么可不可以强硬一点，不采取人民币升值选择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这不仅有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7月26日以20票赞成、1票反对压倒性多数票通过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和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于今年6月共同提出的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如果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在被认定为有根本性偏差后未进行重估，就可对该国实施反倾销惩罚。但即使没有美国开启干涉别国汇率法源这样紧追的压力，在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下，我们依然无法阻止热钱的涌入。这里有一组数字，2004年一季度，货物贸易顺差对名义GDP同比增长率的贡献是2.3%，而在今年二季度，货物贸易顺差对名义GDP同比增长率的贡献上升到了4.3%。这就使得市场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要么人民币升值，要么涨价来减少出口，而目前的涨价其实就是对渐进升值的一种补偿。

反观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原因，你可能会骄傲于中国出口产品一直来的保持的低价而形成的较强竞争力，但这个低价恰恰是因为我们长期没有将能耗成本，包括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和人力成本的低估，足额计入产品成本造成的，以能源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我国单位产出能耗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相当于日本的6.5倍、英国的6.1倍、德国的5倍、法国的4.7倍、美国的3.9倍），而且也显著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当于韩国的2.3倍、巴西的2.1倍、印尼的1.1倍），这样高的成本却不足额计入出现如此“有竞争力”的价格，出现的后果就是一方面中国被世界银行显示是目前世界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苏南模式”导致的太湖蓝藻爆发已经不言而寓，另一方面劳动者的血汗并没有换取足额的应得报酬变成廉价商品半卖半送去了国外，又变成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制造威胁本身的通货膨胀。

很多有趣的中国特色就是这样形成的。也许有天你会在单位看到一个手上扎满针孔的大学毕业应聘者，请不要怀疑他是一位吸毒者，因为他有可能是已落聘了七八家单位，而现在每个好单位都会要求找工作的大学生到他们指定的医院体检，一个单位也许不止扎你一针。而成因于一贯成本低估或者叫盘剥的中国式通胀显然也只能带来文章开头描述的矛盾，那就是在人民币对外升值的表相下的，却是因人民币对外升值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进而人民币对国内资产的急剧贬值。事实上，人民币也主要是对美元升值，而对欧元与英镑，拿实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天（2006年1月4日）的牌价与昨天的对比，同样是在贬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底层的劳工阶层便越是这种通胀的受害者。不仅因为他们创造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之前就没有获得足额兑现，而且我们课本上所描述的这个制度的分配制度在实际上却是被严重扭曲的收入分配体制。当合作医疗、实物租房、国家教育补贴分别为市场化取代后，我们对于公民的福利保障机制却没有有效建立和全面覆盖承担起来，而是经过改革，优先形成了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与企业手中的社会收入分配体制，而这样的体制中，即使政府与政府，企业与公众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比如对房地产市场的几次宏观调控，就明显有看出有起因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不统一，简单来说，中央政府是财大而事小，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以下各级政府，则是财小而事多，目前的税制决定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从而造成土地不得不被过度出让的情况；而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又发生原公有制下集体创造的财富被赎买业主个人合法侵吞的情况，社会资产快速积累到少部分人手中，同时保留的国有垄断企业虽作为全民企业但公益性逐渐消失，基本上只有利企业的内部分配，国家财政仅补贴国有垄断企业并不会补贴公民个人，而一旦出现通胀，这些企业又会在攫取廉价资源后，又以市场为名要求自己生产的资源价格提价，从近日石化、电力企业先后提出涨价申请就可见一斑。

我们说中国足球上不去关键在于体制，而中国许多有特色的问题之所以形成，同样在于体制。从这个通胀起因，可以看到的是长期对环境、对劳动力的破坏与不尊重，从分配与再分配制度的现行缺陷看出的是内耗与掠夺。可以说，这次通胀是次还帐，是还原来不计成本造就经济快速增长的帐，而妥善处理好这次通胀也是还帐，是要还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帐。既然已经造就了中国式通胀的果就须用解经济近忧先除民生这个中国式调控的药。

当你现在拿一张百元人民币无论问哪位路人，未来五年后它还能植多少时，我相信无人会预期它还会值一百或超出一百元，回答一定是也许九十，也许只有八十元，这反映了共同的预期：那就是五年后，在国内，人民币可能更不值钱，如今社保、医疗、教育、住房，哪一样都需要公民自己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带着这样的预期，国民的信心即使举办上两次奥运会也未必能够得到提升。今天早饭的时候我问我同事，如何看待美国股市受房地产泡沫破灭造成下跌对中国股市后市的影响，问他还继续做股票吗，他回答当然做，因为肉包子一天就涨了50%，如果他的存款全为了买肉包那等于一天贬值了百分之三十，但他相信他绝对不会在股市一年亏百分之三十，只要少亏于这个比例就是个人资产得到保值增值。也许对于个人而言，现在选择买房炒股已不仅是逐利的理性选择，并且几乎是迫不得已的为避免财富不像冰棍那样化掉的唯一无奈选择，但就宏观来说，这肯定不是最理想的选择。理想的选择还在于政府要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这些正确的应对措施应该是把财政投入的重心迅速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着重关系民生的公共事业上去，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强制业主提高工人工资，并通过国家积累的财力建立切实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树立扩大内需消费的长远信心。以前是国家财力不丰，没有能力给人民还债，现今通过这几年有利政府的分配体制，国家财富已急速增长，如果现在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不仅让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会变成一句空话，而且若继续加重公民负担妨碍内需消费信心，一旦通胀因一方面出口受人民币升值影响出现减少，国内内需又无法拉动弥补，造成经济增长放缓，届时就处处捉襟见肘的日子还会重来，恶性循环周而复始，那时就真的是中国式通胀将演化为“中国式溃败”了。

从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获悉，方便面26日起全面涨价，康师傅、统一、今麦郎、日清、农心等10多家知名企业全部参与此次统一调价，其市场覆盖率达到95%以上。本次调价最高提价幅度达到40%，平均提价幅度在20%。两天，至少两个涨停板，运气好，能赚四个，通货膨胀真的来了。 

【题记】这是我于1995年写的一篇人力资源方面的论文，个人觉得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依然适用。——魔派

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早在200多年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他《国富论》的开篇就讲到：“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的源泉”。众民周知，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人的经济活动，财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财富又是人类劳动与自然和人工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劳动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这一点已为现代一些资源匮乏但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

***总理在九五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政府经济目标的阐述中第一次提出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而作为这场改革的核心即是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纵观中国的国有企业（原称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国营企业）。近几年来，在更多地受到市场的引导和约束的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不仅不能成为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还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拉大了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差距。例如1994年上半年，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754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8%，其中国有工业仅增长4.4%，而集体工业和其他非国有类型工业分别增长20.3%和28.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以上[见注解1]。但是，一提到经济效益，人们便立刻想到诸如能直接增加固定资产和流动资本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能力的直接投资或能相对短时期见效的经济活动，而对劳动力的行为、素质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实际的经济工作中却视而不见，似乎是可以不考虑的因素，或许这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经济教授Jan.S.Prybyla指出，中国大陆经济面临着十P问题：即贫穷（poverty）、计划（planning）、生产力（productivity）、激励制度（prods）、普遍心理（popular  psyche）、价格（prices）、就业（placement）、教育（public schooling）、人口增长（population growth）以及其他（potpourri）[见注解2]。显而易见，其中大部分问题都归于劳动范畴，本文就是想从劳动这一容易熟睹而忽视的方面浅析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低下因素。


1  中国没有“企业”：小宫如是说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有“labor”劳动一词和“labor  force”劳动力一词。Labor就名词讲，有劳动、工作、努力等动作的意思，也有工人、劳动和劳动力的含义，但当劳动力讲时，它是个集合名词（即劳动的persons）。一般经济理论在分析劳动经济运行时，labor既指劳动力，也指劳动，即不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但labor market是labor是指劳动力。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将“labor”和“labor force”视为同一词[见注解3]。本文所述的劳动即是藉以此为前提，包括劳动力行为、劳动素质、劳动力分配及人力资本等。

打开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最通常的对企业的描述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这一理论把企业定义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经济组织，即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即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赢利性的经济组织，劳动和资本是企业经济增长（产出）的推动因素，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述，就是：

其中G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a是资本对产出的贡献部分，b是劳动对产出的贡献部分。

中国国有企业拥有大部分提供生产能力的资本，仅全国固定资产的大部分就集中在国有企业之中。据统计，到1993年底，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值为4.24万元，而集体企业的人均资产原值仅为2.38万元[见注解4]。但是近几年国有企业活力日益不足，经济效益日趋低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者劳动行为很不规范，劳动积极性趋于下降。

就近几年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看，我们正处于建国以来劳动者积极性最难调动的时期。1988年4—9月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会同17个城市的总工会对10个行业447家企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职工的有效工时利用率平均只有50%左右，最低的33%，最高的也只有56%。对21万名职工（生产工人占59.9%，经营管理人员占10.0%，工程技术人员占10.1%，后勤人员占20.0%）的问卷调查表明：劳动积极性能够充分发挥的占12.2%；发挥一般和不充分的占87.8%[见注解5]。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因此，社会主义劳动，是不受剥削的劳动，是解放了的劳动者为自己和社会进行的劳动。不仅必要劳动属于劳动者自己，而且剩余劳动归根到底也属于劳动者自己。他们的劳动便成为自觉的劳动，成为光荣豪迈的事业。因而在这种条件下，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首创精神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提高觉悟，通过“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得到发挥[见注解6]。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的理论假设而已。实践证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并不甚理想，甚至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效益和质量有很大的负作用。在这种数量型的，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忽视质量和资料浪费的调节方式下，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相脱节，渐渐地，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不可避免地趋于下降。据石秀印对全国21个城市47家各类国营大中型企业15472名干部、职工的随机抽样调查，认为“不计报酬，不讲待遇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本企业“行普遍”和“较常见”的劳动者只占19.1%[见注解7]。

另一方面，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新进职工的素质比过去没有多少提高，有的还不如老职工，使得国有企业发展又受制于劳动力的素质低下。据1990年统计资料表明，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建筑业每百个职工中，小学和小学以下、初中、高中、技工、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的职工比重分别为：11.7%、46.2%、20.1%、6.8%、6.6%、8.6%，其中小学以下、小学和初中程度的职工比重占总职工人数的57.9%[见注解8]。而现有的人力资本，又存在着一些毕业生运用知识能力还不太强或无力和无法更新知识、知识老化及企业闲置人才等状况，人力资本无形损耗十分严重。值得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从劳动方面研究首先取决于劳动者劳动力行为，其次决定于劳动力的素质，因为劳动力素质对经济效益的贡献必须通过劳动力行为来实现。当知识人力行为不规范时，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力不能充分发挥，出工不出力，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就较低，再如知识人力自觉没有必要去更新知识的提高知识层次，因而用于提高知识水平的时间、精力和费用很少，人力资本质量便不但不能得到提高，反而还会退化和下降。有经济学者这样分析，以1990年计，我国在知识人力不同程度的行为不规范状况下损失的国民收入为2141.15亿元[见注解9]。人力资本层次不高和知识人力劳动行为不规范也导致国有企业的高消耗、低效益和技术进步缓慢。

再者，中国国有企业在原来的劳动力配置机制下还造就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难题，这就是国有企业冗员过多。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原来就是冗员充斥的企业，如果按严格的定员定额水平组织生产，企业富余人员一般占企业劳动力总数的20—30%，达2000万人以上[见注解10]。大量富余人员的存在，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冗员过多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按1991年国有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计算，如果削减15%的富余人员，劳动生产率就可提高5.9%[见注解11]。企业人多为患，又增加了企业负担。富余人员不为企业创造利润，企业却要为其承担工资、福利、保险费用，而且这种负担刚性较强。以1990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总额1684.1亿元计，如企业按工资总额17%缴纳养老保险基金，则每多一个富余人员就多交398.99元，若有10%的富余人员，则企业须多负担养老保险基金28.63亿元。更为严重的是，在富余人滞留于企业的情况下，连职工的正常考核都难以进行，还谈什么劳动力行为的规范。目前许多国有企业的劳动合同制流于形式，优化劳动组合的中途夭折，实质都是搁浅在企业冗员上面。劳动结构性和总量性过剩时，单位又不能随意解退过剩的员工，这已是一大难点，而我们有些国有企业在经济效益负面增长的情况下，职工人数仍然递增，这说不是仅以“忽视”两字可予评述的了。

无论是哪种经济制度或是企业制度，在具体形态上可有差异，但是，它们都必须遵循经济或企业的最基本原则，符合一般的规范，如果连这种最基本和一般规范都得不到体现和贯彻，它就是无人能看得懂的经济或企业形式，直截地说在这种制度下的企业不能称之为企业。这一点，在当前我国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尤为重要。传统的东西方经济理论一般暗含一个假定：劳动者进入劳动过程其劳动行为是规范的，而正是上述的国有企业中劳动的不规范性成为了其经济效益增长的桎梏，无怪乎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总结道：中国没有“企业”[见注解12]。


2   X-非效率说和资本代替代论

劳动行为对经济效益的影响之所以是一个人人熟睹而在经济理论上忽视的现象，在于以往的理论分析一般认为，劳动力进入劳动过程后，其劳动行为是规范的。如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设想就被论述为，“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见注解13]，而“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见注解14]。因此，每个劳动者将按照他为社会提供的劳动时间，取得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这里只考虑劳动时间，而不涉及劳动行为和管理行为，其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行为是规范的。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中国国有企业中），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条件无法提供实现马克思这一设想模式所必须的严密的运行环境，所谓劳动时间只能定义为名义劳动时间，并不代表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投入[见注解15]。劳动力或者管理工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率，按照生产函数模式，自然产出就是最大的，这被称之为X-非效率。借用X-非效率说有助于我们认识国有企业中劳动行为和管理行为不规范是如何形成的。

X-非效率理论（或称X效率理论），最早是由哈维·莱本斯坦（H.Leibenstein）于1966年提出。X-非效率理论试图批判性地重新构建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它进行全面的介绍[见注解16]，仅阐述其对于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行为和管理行为不规范是如何形成的重要启示。许多经验性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X-非效率要高于其他形式的企业[见注解17]。

经济学的一般假定是，每个人都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对其经济决策进行谨慎的计算，如企业职工必然具有努力追求个人收入（工资）最大化的倾向。但是，X-非效率说则认为，受习惯、常规、道德规范、日常做法或模仿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在进行决策时可能并且经常具有非最大化的性质，称之为放松最大化假定。具体说，个人努力的构成要素，至少包括活动（A）、进度（P）、质量（Q）和时间模式（T）四种，即所谓“APQT”束[见注解18]。而每个人都对其APQT束具有双重性的选择权：理性因素选择（努力追求最大化）和非理性因素选择（放松最大化行为）。其以为，个人行为具有惰性特征，只有存在着适当的压力，人们才会增加劳动的努力。实际上，企业直接购买的是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使用的即是劳动者的劳动努力。至今，众所周知，企业与职工是要以合同形式明确双方劳动关系，而合同中劳动的努力却很难界定，企业无法事先为其职工确定APQT束，劳动合同总是不完善的。而又由于这些“非对称性信息”[见注解19]，使委托—代理方存着一种潜在的“囚徒的困境”[见注解20]。因此，职工的实际努力程度还取决于企业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一种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无法买到的‘投入’。这种机制决定用什么刺激企业内个人与集体更加努力，更加理性。这激励机制不但取决于企业内部各种因素，而且取决于企业外部各种因素”[见注解21]。

简言之，愈匮乏激励-约束（压力）机制，X-非效率愈高。国有企业的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相互交织，需要执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如减少失业，对社会收入进行再分配等，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压力过小。宏观上，过去在税收、融资等方面，政府的优惠政策运用过滥，扭曲了企业的外部环境，造成“灰色”操作，及人治带来的宏观体制动作的不稳定性，财政与银行的“连档”关系，税收征管不健全和金融信贷约束的软化。直至日前市场发育尚不完全，尤其是经理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市场竞争规则、秩序和功能，且无有发展的产权市场，企业外部缺乏的一定的压力环境。权且再看国有企业内部，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管理中，国家都作为国有资产唯一的确定的所有者，而当这种一元主体的产权结构越清晰，地方和部门以及企业就越有可能将资产收益吃光、用光或变相转移，此乃利益关系使然。同样，由于政府控制着所有权，因而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是受限制的，即国有企业自主权主要不是体现在财务、人事、投资等方面，而是集中于生产、销售和库存领域。以工资和失业作为激励—约束手段可以说应是现代企业运用得最普遍，同时也确是所有手段中最重要的。但于由我国长期以来传统的劳动计划、就业制度和单位用工制度三位一体，从理论上和人们思想中似乎形成了国有企业应当把职工一切需要包下来的观念。社会主义实际成了一种恩典主义和福利主义。这种业已习惯和固化的格局对如今提倡工资奖金拉开档次距离形成阻力。改革后，虽经历次工改，但大部分国有企业工资差别仍主要以工龄、职务等级来制定，由于宏观控制不严，各地滥发奖金，发不出奖金就以发放实物和名目繁多的津贴，甚至在同一企业各部门间也相互攀比，出现了新的平均主义。工资即使假定它能够规范职工按时上班和下班的行为，但与工作实绩挂钩相关程度不高，就无法起到激励多劳多得作用；加之国有企业实践中抑制了失业机制作用，将短期的失业转化为企业长期的在职富余，三个人做二个人的工作，在以上情况下，企业职工无法追求与已实际劳动供给相关的个人收入最大化，于是便出现了在工作期间追求闲暇最大化的替代行为，以变相的闲暇（在岗闲暇）来平衡收益的不合理，没有到位收入部分实际购买了劳动者的在岗闲暇。劳动行为的不规范由此产生。

政企分离是指切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明确界定企业与政府各自的职能；社企分离是指改变企业办社会的局面，把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分离出去。在不能实行真正的政企分离和社企分离这两大分离之前，就构建不起国有企业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也就无法规避较高的X-非效率和劳动行为的不规范。

为了揭示劳动行为不规范给企业经济效益增长带来的危害，我们运用资本替代论来进一步说明。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舍象了产出中资本要素的作用，仅论证了国有企业中劳动行为是不规范的及其产生源由，这里引入一个假定的劳动行为系数r，

劳动行为系数r=实际劳动供给/名义劳动时间
                
它决定劳动者实际劳动消耗的程度，而（1—r）即是前面所述的X-非效率系数，综合起来探讨产出与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将劳动行为系数导入生产函数（1），就为：

学者索洛认为资本和劳动的比例a和b是可以改变的，即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见注解22]。这样在保持产出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劳动行为规范程度的降低，即r越趋于0时，资本不得不对劳动行为的不规范进行替代。见图2.1[见注解23]。

图2.1 中有三根等生产量线，G2最高，G次之，G1最低，分别代表高中低三个产出水平，在劳动投入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劳动行为规范，劳动的实际投入量为OL，资本投入量为OK，产量为G；如果劳动行为不规范，劳动效率较低，实际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为OL，产量就从G下降到G 1。式中劳动行为系数为OL 1/OL，即1＞r＞0。如果企业不想让产量G下降，就必须多投入资本要素KK 1，对劳动低效率进行替代。劳动行为越不规范，替代劳动行为不规范所需要的资本KK 1部分也就越多。但如果劳动行为规范，产出将大于G为G2，也就是说产出会因投入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由于劳动行为不规范，增加了资本，却并没有增加产出，而是替代了行为的不规范，维持了既定的产出。

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中，由于劳动行为不规范情况的存在，资本替代劳动已经成为普遍的经济现象。周天勇博士曾用非线性回归方法，计算了中国1953年—1990年固定资产净值投入和社会劳动者投入与国民收入产出的结果，通过检验模拟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模型为：

可以看出，建国以来国民收入的产出中资本推动的作用要大得多，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的推动作用要比资本投入小得多，说明了中国的经济运行中的国民收入产出其实是资本消耗型产生。在这种状况下，职工名义劳动并没有减少，工资奖金支出数量不变，甚至要增加。但是折旧、资本贷款利息、水电燃料、原料等等费用都要增加，而产出仍在等产量线G水平上不变，同样，单位产品的成本就随着劳动行为的日益不规范而上升[见注解24]，并在深层促成物价大幅度上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投资过度而形成短缺和通货膨胀，而不是单单的供给不足或需求过度[见注解25]。

可以说，正是由于在国企改革中忽视了劳动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造成目前国有企业普遍不考虑投入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收益，忽略以规范劳动平衡效率的低下，而更多地以争贷款、争取免税、争投资和争各种资源等等方式来弥补“不知觉”的劳动行为不规范，造成的实际供给减少，以维持产出和增长，并由此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如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企业资金80—90%来自银行，但由于资本使用效益大滑坡[见注解26]，出现了“我们企业当前最大的困难是负债多、利息重，希望能再多增加贷款”这种看似矛盾的说法[见注解27]，输液式的生存不但教企业完全处于一种“为银行打工”的病态运转之中，也给银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上海市工商银行的1000亿资产中，自有资本仅44亿，95%以上为负债。这些来自社会的存款，其中很大部分是属个人的，在这样一种社会信用关系中，若处理不好国有企业高投入、低效益问题，势必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

“最新的国际经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正确地切实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长期依靠大量的浪费性投入，即使发展速度很快，甚至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兴盛一时，终究会因为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而不能坚持、巩固和发展。这一点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见注解28]。劳动与经济效益的问题不容忽视。


3   出路

要实现中国在20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目标，按本世纪九十年代起始期发达国家与我国发展基数上的差距，如中等国家未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平均3%到5%的速度增长，中国人均GNP每年平均需要增长7—9%,GNP总量每年平均需要增长8—10%,当然这还需要做到使未来中国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不突破8‰[见注解29]。1992年10月举行的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将以后国民生产总值率增长速度从八五计划提出的6%调整为8—9%，这个增长速度是可行的。但是，如果我们仍不提高警惕资本的利用强度，提高资本的社会平均生产率，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仍只注重资源、资本，而对劳动力的行为、素质这样一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因素视而不见，不树立以劳动、劳动素质、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因素替代资本的思想，在这样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中，必然造成愈来愈大的资本缺口和形成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做为中国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因存在着更多的非效率因素，结论是，其不注重劳动与经济效益的问题，将不仅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和速度的要求，而且由于其内部劳动行为不规范、劳动力素质低下、冗员过多、传统价值观念不适应市场经济等因素合成的高度改革摩擦还将导致一场方兴未艾的国企改革的失败，使国有企业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昨认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如何引导和发挥国有企业中劳动对经济效益增长的作用和贡献，坦率而言，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据笔者的看法，似应从一些主要的方面开始，同时有意与大家共同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

（一） 大力宣传劳动是直接影响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的观念，加强舆论导向，强化人们规范劳动的意识。观念的转变是实行改革的基本条件，改革需要通过人们主动改变现行习惯和行为规则来实现。在国企改革中，许多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实施将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于围绕着他的社会阻力。只有首先开展规范劳动、提高劳动素质、效率的宣传，破除思想禁锢，改变传统习惯的束缚，才能降低改革成本，使以劳动促效益的出发点得到社会认同。

（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建立企业内部的激励一约束机制。每一个劳动者都在一定的单位中工作，在调节劳动者行为中，以工资和失业作为两大杠杆而建立起的刺激和竞争机制都要以企业的报酬、聘用和辞退行为来对劳动者发生激励—约束作用。为此，国有企业要加大破除“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的力度，加强劳动合同化管理，并与劳动合同有关条款衔接建立健全企业有效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员工行为。实际上，企业的行为规范在开始实施时是对员工的一种行为约束，但一旦长期坚持下去，员工的规范行为变成了习惯，心理上就不再会有对约束的抵触感，因此，实施这项工作时必须要有恒心和耐心。

（三）提高劳动力素质，积累人力资本推动经济效益增长。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决定人类前途的不是空间、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实践已经证明，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特质资本的收益率[见注解30]。前面已述，中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从总体上看层次不很高，这样不仅削弱了劳动替代资本的能力，而且对实现劳动者权利方面实际平等，形成劳动力合理转移也很困难，因为劳动者素质越低，其择业范围越小。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Robert Lucas）“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式”，说明与商品产出直接有关的人力不是通过学校学习，而是通过在岗训练和“边干边学”所形成的外部效应[见注解31]。所以，我们应大力推动和强化国有企业职工教育，以职业培训、岗位技能学习等方式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员工的才能本领增强，提高国有企业整体人力资本，改善现有的这一薄弱环节。

（四）注重国有企业领导机制改革，促成企业家功能的发挥。作为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部分由主管部门任命，受企业产权单一所有者——国家委托，代理监督生产过程，与职工一样拿固定工资，与企业剩余索取权无关，缺乏进行监督的激励。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带领企业广大职工为企业改革和发展尽心竭力，但事实上，监督者（企业领导者）与被监督者（职工）在利益和动机上的极雷同，管理人的劳动不可能被充分激发。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一份调查表明，目前在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中，有42.5%的人认为自己的才能、责任和风险基本没有得到补偿；愿做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仅为19.3%；现有国有企业的负责人92.2%是由主管部门任命的[见注解32]。而现代企业，从某种意义上是由经理人员控制的经理式企业，真能做到这点，就需要逐步减少和废除任免制度，改变只能上不能下的格局，并采用长期化、动态化的风险性收入，让经理人员分享一定风险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将其个人收入直至声誉与其业绩挂钩。

（五）制定完善劳动经济政策，做好改革的服务性工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自然应充分发挥企业和职工“改革主体”的作用，但其在参与制度创新活动时也会遇到多种困难，例如视野狭窄、社会科学知识程度低、信息不充分等，而且在涉及众复杂的利益关系实现其利益整合，也不是由企业所能完成的，也就是说，还是要靠改革的发起者——政府制定完善各项政策、规则及予组织。同样，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刺激劳动效率和更优化地配置劳动力，也需要一系列制定完善的间接干预市场的劳动经济政策来维护一定程度的改革稳定性并保证其成效。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
第一，健全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恪守着“工人当家作主，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信条，并将此逻辑演绎为“主人是不能出卖劳动力的”，于是面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劳动力市场流动的事实，玩弄概念游戏，以“劳务市场”冠之，这正证明我们对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做得还是相当不够的。
第二，加强劳动法制建设。从法律范畴看，调整因维护劳动权利、救助待业者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社会法，其任务是保护劳动者，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市场健康发展。这方面的法律有劳动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社会保障法等。目前我国社会法残缺不全，也很不完善，需要尽快制定健全并强化劳动监察和普法工作，营造全社会依法守法管理劳动的法制环境。
第三，完善劳动者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的调剂范围较小，难以发挥其作用，保障功能没有很好发挥。例如现行失业保险制度规定中没有把企业实行劳动优化组织后的富余人员包括在内，结果，国有企业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上交了一大第失业保险基金，却不能用于解决富余人员，疗治企业内部“隐性失业”问题。而且还存在着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方法不规范问题。如1991年在失业保险基金总支出中，用于直接救济失业人员的支出为0.24亿元，占总支出的9.6%，而失业保险机构管理费支出为0.72亿元，占总支出的29%，为失业救济金支出的3倍[见注解33]。此外，由于近年连续通货膨胀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实际抵销了大量养老保险基金储备的问题也需要设法解决。
第四、合理产权机制。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而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见注解34]。在英语中产权（property rights）一词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表明产权代表着与产权客体处置有关的一组权利，例如，用人单位聘用辞退、报酬决定、福利待遇和利益分享等方面的一组权利，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有关的产权。人们总以为中国国有企业原有产权的根本弊端在于产权模糊，其实不然，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管理中，都表明是国家一级所有，岂能说产权不清，实际上而是忽略了产权主体多元化、分散化这一关键。正因如此，在劳动方面则造成了旧体制中国家直接对国有企业规定劳动价格要素水平、干预招工人数和结构等等的劳动力资源利用和配置方式，企业没有自主权。重构现代公有制基础上的多元化主体，就是把现行国家作为唯一的最终所有产权改造和转变为国家、地方政府、劳动者集体、企业法人甚至个人主体所有产权结构，界定企业的权利。可见，合理产权是约束企业劳动者的劳动行为规范化，使企业对劳动力使用约束由软变硬，劳动者在企业劳动生产过程中自觉约束自我劳动行为，提高劳动者效率的一个重要前提。

（六）及时总结国企改革中引导和发挥劳动对经济效益增长贡献的经验，推广改革中涌现出现的成功典型。让其它企业通过借鉴或移植成功的改革范式来降低其探索成本。为了适应多种情况，应从实践中总结出不同类型的改革范式。供人们参考和选择。提倡改革范式多样化。


自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从总体上讲，其效益是不断下降的，亏损企业亏损额从1984年的26.6亿元增加到1991年的367亿元，亏损企业达三分之一以上，还有不少潜亏企业。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在国企改革中不能始终在老思路、老办法上做文章，而必须有所创新，有所发现。劳动与经济效益，是国企改革中一个容易熟睹而忽视的问题，也是一个可大有创新的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企业最迟应当自1997年5月1日起执行五天工作制，但在此期间如不能设法将企业现有的劳动效率提高20.47%，那么，甚至连目前的效益水平也难以维系，无有高效率，又何以促高休闲。“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是长期困惑学界的命题，愿我们提高劳动对经济效益作用的再认识，并致力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再实践。


注解：

1、参见周振华《中国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2、参见徐木兰《管理之风吹向中国大陆》，1982年12月台湾《天下》杂志第19期。
3、SAMVIELSON：“ECONOMICS”, 211, Twelfth  Edition, BY  McGRAW-HTLL BOOK COMPANY, U.S.
4、参见魏稳虎《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难题》，1995年8月30日《中国商报》。
5、参见《关于职工劳动积极性的调查》，《中国劳动科学》1989年第2期。  
6、参见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社1981年版，第155—159页。
7、参见石秀印《工作积极性调动：两难境地与策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8、参见《中国统计年签（1991）》。
9、参见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7页。
10、参见张道根《现代企业制度的国际比较》，上海译文出社1994年版，第137页。
11、参见周振华《中国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思考》，上海译文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12、参见（日）小宫隆太郎：《现代中国经济—日中的比较分析》，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文版。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
1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15、关于实际劳动投入与名义劳动时间（制度劳动时间）的区别，美国夏威夷大学汪丁丁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专有一章论述过这个问题，胡汝银也在他的《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一书中进行过劳动者实际劳动供给和工作时数的区分阐述。
16、读者可自行参见（美）罗杰·费朗茨 ：《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上海文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
17、参见华民《世界产要国家国有企业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18、罗杰·费朗茨《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第85页。
19、根据非对称信息论，市场上买卖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是有差异的，通常卖方有较完全的信息，买方有不完全的信息。参见张军《现代公司理论与经验》，上海泽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20、“囚徒的困境”是博弈论（Game Theory）中一种著名的对策模型。它说的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结局，假设有两个嫌疑犯被分别关在隔离的房间里受审，他们彼此之间无法进行交流与通气，警察局巧妙地给每个嫌疑犯设置了招供的机会和圈套，分别向这两名嫌疑犯表明：如果你招供，但你的同伙坚持不供，你只会被关押半年，而你的同伙将被监禁10年，但如果你们两位都供认不讳，大约判你们5年有期徒刑；而若你们双方均坚持不供，只会判你们有期徒刑1年。可以看到，两个囚徒都面临两难的选择，供认总是自己的所谓“主导选择”，问题是，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对方的选择。这里重要的是，如果两人均出于自私的动机坦白交代，结果反而都得不到从宽处理，都要被判5年（即X-非效率——笔者注）；反之，如果都采取合作态度，却反而会得到X效率，只被判处1年。参见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版，第32-33页。
21、罗杰·弗朗茨《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第105页。
22、参见索洛《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
23、为了简便集中地分析劳动行为不规范下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这里不考虑最优生产组合比例问题，同时抽象了企业资本和劳动要素之间索洛后来又加入的技术进步因素（A）而发生的替代。
24、引自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7-115页。
25、另两种关于中国经济的短缺和通货膨胀成因的观点：供给不足派认为，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存在着包括劳动效率低下在内的X-非效率，不合理的收入分配规则对劳动者的工作努力起了抑制作用，导致他们减少自己所提供的有效工时，造成实际产量损失和贡献不足，而工资水平是工时之前确定的，因而总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定的，而劳动低效率降低社会实际总供给水平，使实际供给规模小于给定的总需求规模，导致短缺和通货膨胀；而需求过度派认为，每年的生产计划（即总供给）从实物指标来看，大都能够完成，而名义国民收入、货币发行量以及总需求，却是经常失控，经常突破年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总需求不是一定的，而是一个变量，短缺和通货膨胀是由超额总需求造成的。
26、1979年到1990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中，资本利税率从24.8%下降到12.4%，利润率从16.1%下降到3.2%，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
27、程为民《资产负债率：考察企业的新坐标》，《浙江日报》1995年7月19日。
28、李成瑞《模式转换与理论界的任务》、《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
2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量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为r=g-R，式中r为人均GNP增长率，g为GNP总量增长率，R为人口增长率，详见周天勇对就业机会增长率式子的推导，《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3期。笔者根据《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字，并参考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梅农·戈登教授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参见《管理世界》1991年第1期梅农·戈登文）以汇率折算后计算，如果中等发达国家未来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为3-5%，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以年增长率7-9%的速度增长，需73-74年以后，即在公元2062-2063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基本符合中国的既定经济目标。
30、参见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中译文。
31、读书可自行参见薛进军《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由于模式较为复杂，笔者将在今后有关文章中详述。
32、张一民《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关键》，《财经问题研究》1994年第7期。
33、辛仁周《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第28期。
34、（美）Q·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页。

（连载于1995年12月2日、9日、30《厂长经理日报》，并获当年临安县劳动经济科技成果三等奖）